《检察官手记》 本文由书本网提供下载，更多好书请访问http://www.zaxsw.org/ 或书本网（www.bookben.cn） 黄常清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黄常清名言择录 对待上级，你要抬起头来做人，对待下级，你要低下头做人。 我决不信，一个靠行贿走进检察院的领导，会一心为民办事。 我决不信，一个身子都站不正的人，当领导会公正公平。 没有对立面，没有另一面，正面也会堕落。 绝对的权力，只会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个社会靠包公来维护是十分悲哀的。 工作失职，工作无业绩，就是最大的腐败。 如果一个人不能胜任工作，那是十分折磨人的。 办案既要体现国家的威严，又要有个人的人情味。 人都爱拍马屁的人，听得见反面语言的人是需要修练的。 不为名利得失而烦恼，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莫伸手，免费的午餐，只有捕鼠夹上才有。 最孤独的法领导，是最有力量的法领导。 想不通的事，再想就是折磨自己。 人的伟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不知道。 不为职位升降而苦闷，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向领导私心挑战，有时是要以牺牲自己的职位为代价的。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1.第一道关卡色关 清醒一 ——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在人生的道路上，几十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个人能从小走到老平安归去，那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人生到处是险滩，是陷阱，稍一不留神，控制力稍微差一点，就有可能掉进万丈深渊，万劫不复。人生的道路上虽然有鲜花和掌声，但一路走来，也会有千奇百怪的迷魂阵，有各种各样的关卡要经过。 一个人，风风雨雨几十年，是要经历许多关卡的。 和朋友们聊天，聊到一个话题：人，什么关最难过？有人说是金钱；有人说是权利；有人说是美人……众说纷纭。 我很认同他们的看法，但我认为人最难过的是自己的心关。人是欲望的人，烦恼皆因欲望起。尘世间的一切诱惑，皆因感官的刺激，欲望的驱使，进而冲击着自己的内心。 法律制定的是国家机器强制禁止的人行为之硬标准——这是人作为社会人应遵循的第一道关；道德是社会形成的关于是否提倡的人行为之软标准——这是人作为社会人应遵循的第二道关；而人不单单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对自己的关系人有责任，对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人是天地之精华，应该受到尊重，追求幸福和内心的愉悦是人作为自然人的权利，也是人的责任。这就是人应遵循的第三道关——心关。 世间很多事都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这三道关也是如此，心关，有时会和其他两关相冲突——人如果过分追求幸福和内心的愉悦，就会危及他人和国家社会的利益，这种追求是不值得提倡的，所以我认为人的内心在第一关之外，应该有个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标准——建立在不危及他人所有基础上的幸福。 据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人类所有行为均受15种基本欲望和价值的驱使，这15种欲望和价值包括：好奇心、食物、荣誉感、拒绝、性、运动、日常生活秩序、独立、报复心理、社交、家庭、社会名誉、厌恶的情感、公民意识、权力。 人生就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叔本华是这样说的：人，可以被任何人打败，但唯有自己将自己打败是最可悲的。人性中有许许多多的缺陷，但最可怕的缺陷就是贪婪。 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朋友，自己也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你虽然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但你却很难做到每天都看清自己。 能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不多。大多数人要么是贪得无厌，要么是孤芳自赏，要么就是刚愎自用，又有谁能透视自我，无土无尘，笑看风云过，冷对征尘起？智者能从矛盾冲突中寻求和谐，平衡自己的内心，得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一个领导干部若过不了自己的心关，是必然会出大问题的。要知道，内因决定外因，万恶皆由心起！ 1.第一道关卡——色关 在男权国家，色，成了如今权力场罪大恶极之潜源。 食色性也，人之大欲。时代进步了，当人们的温饱解决后，就可能会出现色这个问题。现代科技已如此发达，而人类自身的劣根性并没有消除或减弱，如贪婪、懒惰、好色、骄狂等等。人类一切恶的根，都只因为这人性恶的部分在作怪在张扬。社会需要秩序，男女婚姻需要稳定，而男人的性欲如果得不到控制和约束的话，是会严重干扰社会秩序的。 在这一点上，几十年来，我看得多了，许多领导就是败在一个色字上的。我记得法国总统戴高乐将“远离女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之一，就是基于二战时法国总理雷渃被一名漂亮的德国女间谍左右，在抗战与投降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最终经不起美色的诱惑投降了。戴高乐对此深恶痛绝，他作为一个对国家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荣誉，将“远离女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如今，在许多已处理的案件中，99%的贪婪的领导干部都在这个问题上出了事。 我是深有感慨的，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成熟的男人，我还从未出过轨。在这一点上，我是有很强的约束力的。我深知：许多家庭就毁在这个问题上，许多当领导的也就毁在女人身上。能在这件事上洁身自爱，是需要相当强的修炼的。 没有出轨，也没有被女人拉下水，是因为我对自己有三条“钢性”约束。 一是在非办公时间坚决不与同单位的女人单独谈工作。这一条我当年在部队作为一个家属一直没有随军的单身汉，当副大队长、处长时也是经常用的。没有哪个单位会没有几个漂亮的女人，会没有几个相对开放的女人，作为领导，只要稍微动一点凡心，就有可能出轨，就有可能弄得身败名裂。即便不身败名裂，也会被牵着鼻子走，被人掌握把柄。 二是坚决不进色情歌舞厅去与朋友娱乐。无论是自己请别人，还是别人请自己。人是情绪的动物，人的自控力面对强大的欲望有时是相当脆弱的，尤其是在灯红酒绿，花枝招展，妖冶迷魂的女人面前。那旋转的灯光，那狂欢的节奏，只要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是十分难以抗拒投怀送抱的性感女人的。何况这些女人比正统的女人更懂得风情，更风骚大胆。为了不掉入温柔的陷阱之中，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坚决不进入这种地方娱乐和谈事情。 三是平时坚决不与女性朋友独处，尤其是不能对女性朋友有任何暧昧的表示和去暧昧的地方。男人不可能没有几个女性朋友，我几十年工作中自然因工作关系，也会结交一些女性朋友，但我是很少与她们单独交流的，尤其是绝不在夜晚独处。 我知道，一个权力场上的男人，一个长得并不丑的男人，一个口才滔滔不绝的男人，在社会上活动若不出轨，是要有相当自控力的。 我是一个正派人，我为了对付我自身的弱点，我给自己订了几条坚决不可破的规矩。我不是柳下惠，美女坐在大腿上而能心如止水，但我完全可以不让美女坐到我的大腿上来，完全不给美女和自己单独出轨的机会。 何况，我不出轨，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这个家，我是欠我老婆的太多太多，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我内心有歉意。在现在的生活中，我应该好好对她，应该给她一个安稳舒心的晚年生活。我绝不能弄出点与女人鬼混的新闻来，那对我老婆就太不公平了。 英雄难过美人关。我谈不上英雄，我的确已过了美人这一关了。 可试问——天下谁是真英雄？自古至今，从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到丢职丧命的几品大员，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浪漫”的借口。然而这“浪漫”二字未免有点虚伪，甚至充满了罪恶抑或血腥。 湖北省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就是一个“吹、卖（领导）、嫖、赌、贪”五毒俱全、良知泯灭的腐败分子。张二江除了爱钱财，就是爱女人，用他自己检讨的话说，就是“放纵不良性意识”。据张交代，从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间，几乎平均每个月都有女性被他玩弄。 记得有个名人说过一句话，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女人，那么这个世界将会出现很多伟人。此话同“女人是祸水”一样，说得虽有点绝对，但是却也说明了一些道理。在面对美女时，男人容易失去理性，情不自禁地短视近利，并宁愿牺牲长远的利益。男人难以抵挡女人的魅力，在国色天香的绝代佳人面前，男人尤其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定。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生在凡尘，入在权力场，色关为首，色关难过。 有人说，十个腐败分子九个色。话说得似乎有些夸大，但说明了进行权色交易的猖狂度。许多腐败分子的基本做法是将其违法所得送给或者挥霍在情人身上。毫无疑问，性贿赂、包二奶这种腐败方式的危害非常大，败坏了社会风气，破坏了领导干部的形象，动摇了一夫一妻制的基础。权色交易目前已成为和权钱交易同等的、危害最大的腐蚀剂，严重影响到了民众对干部的信任度。 一般腐败分子犯事后，都说自己没有经受住女色的考验。在好色与腐败分子之间画等号已成为一种趋势，媒体报道尤其如此，就好像每个成功者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一样，每一个腐败分子的背后都有N个情人或二奶。男人们干的一切坏事，都可能找出一个女人来垫背，像妲己、杨玉环等，都落下祸水的名声。 纵观当下活跃在权力场上的女人，有人称之为一支掠夺财富的别动队。从表面上看，是贪婪的领导在掠夺财富，可他们掠夺来的财富，有很多却源源不断流入女人的钱袋子。情深似海，欲壑难填。在侵吞财产的战场上，贪婪领导的女人、情人们几乎个个都能征善战。（材料来自《广州文摘报》2007年4月12日“权力场情人：一支掠夺财富的别动队”一文。）这些情妇们又是通过哪些手段坐享贪婪的领导们的金钱，掠夺社会财富，成就她们的物质梦想的呢？ 一是以色谋权。当一个女人征服了一个地位显赫的男人，她就征服了这个男人管辖的范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首推大贪成克杰，其情妇李平出面“揽活”、搞钱，成克杰背后用手中权力给出钱人办事。 二是色逼贪婪。当领导干部与色一旦交媾，多数情人都成了贪婪的领导的投币机，成了贪婪的领导不得不腐败的巨大动力，先是贪婪的领导为防止情人“流失”而主动出钱；后是情人们死死捏住贪婪的领导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丑闻败露而掉领导”这个软肋，主动勒索。原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管所证照科科长卞忠其利用手中权力，为情妇周长惠开起了“驾照代审公司”。4年来，两人共捞钱314万元。卞忠其在庭审中痛哭流涕：“都怪我受不住美色诱惑，才会犯下这样的错。”卞忠其称，他不想犯罪，但因为怕周长惠到单位去闹，到家里去闹，他被迫一次次在周长惠拿来审验的驾照报表上签字。 三是色相贿赂。掌握权力的领导一旦有了情人，情人就会坠在权力的绳索上打秋千，权力成了贪婪的领导养情人的金库。现在，一些人想找掌权者办事，见送钱送物不起作用，便使出杀手锏——送美女。据了解在查办的一些大案中，许多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 四是色助人贪。在包养情妇的一些腐败分子中，似乎已形成一种来势颇猛的攀比浪潮，即谁拥有的情妇多，便说明谁的能耐大。南京奶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号称金陵“奶王”的副厅级贪婪的腐败分子金维芝创立的金式“情妇逻辑”有这样一种流传：“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谁没有几个情人？这既是生理的需要，更是身份的象征，否则，别人会打心眼里瞧不起你。”贪婪的领导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无论是找相好、包二奶、养情人，还是带小蜜，或是嫖娼狎妓，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仅仅靠公务员的工资，是不可能承担如此高昂的买色费用的。许多腐败分子为了实现自己的“粉色理想”，就伸出罪恶黑手，贪污受贿，积攒买色实力。 总之，这些女中“豪杰”，正应验了一句话——“男人靠征服世界征服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通过其美貌的外表、万种的风情和深藏的心机，与被她们所征服的男人们勾结在一起，成了这些男人大肆贪腐的导火索、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甚至洗钱机器。 腐败分子和情人表面上是通过“情”字联系在一起，本质上是权色交易和金钱关系。权力成了腐败分子养情人的金子库，社会财富就这么被一群“彩色娘子军”吞食。可是哪个腐败分子会料到，一旦他倒台，伴随的就是情妇们的翻脸不认人和落井下石。不少贪婪的领导还是因为情妇闹事、告发而被拉下马，于是民间又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有不少人评价腐败分子的情妇为：手段非凡、人格沦丧、追求享受、嗜钱如命。尽管这些评价大部分属实，但把这些腐败分子犯罪的原因都归结于其情妇身上，把她们视为“红颜祸水”、当代的“妲己”，未免不公，愚以为，不论情妇们有着怎样的作用，我们都没有理由把领导腐败的原因和责任推到她们身上。相反，还有为腐败分子逃避责任找借口的嫌疑。 食色性也！从胡长清、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天津市检察院检察长李宝金，到雷渊利、刘俊卿……一个个好色贪婪的腐败分子在“金弹”加“肉弹”的一阵狂轰滥炸之下，“色”令智昏，沉湎于声色犬马而前“腐”后继。这些色领导、花领导惊人雷同的堕落曲线，充分证明了人是如何成为色欲奴隶的，也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千年古训。近年来，一些有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栽倒在情妇、二奶手上，不但丢掉了乌纱帽，而且锒铛入狱，遗臭万年。毁了自己的前程，也毁了家人的幸福！ 俗话说得好：好色之心不可无，贪色之心不可有。冲动是魔鬼，哪怕是你内心的冲动，有时候一些卑微的痛苦就来自内心那一点点蠢动。一念上天堂，一念下地狱！ 总之，只有在肉弹面前不被击倒的干部，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干部，而一旦陷入肉弹迷魂阵的领导，则必然是一个贪腐之领导，而保持干部队伍思想纯洁，则显然不是去破解肉弹之阵，而是驱除干部队伍思想中的癌变。 在百转千回后，最后发现可怕的敌人却是自己，佩服古人的智慧：“木自腐，而后虫蛀之”，内因与外因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姐妹，征服了内心，那么最大的敌人也就征服了。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2.第二道关卡钱关 几乎所有的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太贪。 这世上没有人不缺钱，就算比尔·盖茨也一样，他也要控制投资规模。我是农家出身的孩子，是十分知道什么叫节俭的。由于我为人正直，办事公平，所以，我这个堂堂正正做人的人，除了工资和单位的那点奖金，我是没有更多的额外收入的，尤其是所谓的灰色收入。 别人时常叫我去打牌，我是不敢打的，我那一点钱在消费和物价飞涨的今天，是绝对不能输掉的，若输掉，我家人只有喝西北风了。 所以，我是从不跟朋友玩牌的。但有时，我那些朋友为了培养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便在饭后十分诚恳地要求我跟他们玩牌。我说没钱，他们总是立即从包中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钱朝我丢过来，一摔就是五六千，甚至上万元。他们总会说，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他的。 我是坚决不给他们机会的。我知道这里会有两种可能。我不怀疑有些朋友因为长期的了解，内心是真诚的，不带什么杂念。但一般而言，人家绝对不会白拿钱给你花，一定是有目的的。我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若真有，那只有在鼠夹上才会出现。我有些当领导的朋友就经不起这样的诱惑和人情，就在推拒中收下人家的钱，不玩白不玩。 结果是，第一种可能是，由于牌技不如人，将人家给的钱几下就输掉了。再玩，又输掉。一晚下来，欠了人家上万元人情。这是第一种可能，自己没得到好处，反而欠了人家一个大人情。要知道，人情也是债呀！ 第二种可能是，他们故意让你赢，他们不想落个行贿受贿的罪名，于是便采取了这种转弯抹角的形式来贿赂你，一晚下来，你可能赢了几万，甚至更多。 若果真这样，你将输得更惨。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赌，一旦沾上边，那也是一个无底洞的。这天下几乎所有的赌徒最后又有几个会有好下场的。一个偶尔涉赌的人，绝对不可能是那些牌场高手的对手。在中国因沾上赌瘾而挪用公款或借款而走上犯罪的领导是相当多的。 我不是不缺钱，是因为我能过清贫的日子。 我这个家，到目前为止，干了四十余年革命工作，也仅住上一套集资房。记得当年单位分给我一套房子，我手中没有余钱，的确无钱装修房子，我只得到广东我的老战友、老部下那里去借钱募捐装修房子。 我在长沙当领导，是坚决不在长沙借钱的，因为那有可能对我的工作开始留下麻烦，我十分注意自我保护的。我公正处理了许多案子，这些年来还是得罪了许多人的，我若不注意自我保护，那是绝对不会平安退下来的，也许早就关在自己主管监督过的监狱里了。 另外，这些年，我一直记着一句话：吃得草根，百事可为。我在钱这个问题上，与在色的问题上一样，非常讲究预防胜于救治。 要知道，一个家庭的开支无非来自这几个方面： 一是为子女谋。我有两个子女，女儿出嫁，儿子仍在读书。我对儿子无数次推心置腹地谈心，尤重教其如何做人。人要自食其力，要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我儿子不错，他生活十分节俭，而且还选了一个机械工程专业，他认为这是一个做事的专业，是一个务实的专业，毕业后可以找得到工作，他将来的理想是开个修车坊。我一听也不错，凭能力吃饭，而不是走非正当行业吃饭。儿子既然不必我为他准备更多的钱，我只需供他的日常开支就成了，这自然要不了多少钱的。 我在教育儿子上态度是很明确的，儿子的未来绝对只能靠自己，我这个人的脾气儿子是知道的，是不要指望我为他的将来准备一个大存折、一套海边别墅的。没有，一个也没有。 二是为夫妻年老谋。 我们穷了一辈子，简单的日子过了一辈子，我若能正常退休，再加上我老婆的一点退休金，我们的老年生活，基本保障是没有问题的，就算生点小病，也有医疗保障呀，不必太为明天担忧。 我俩的开销每天不足50元，我们又没有去国外旅游的想法，又不渴求住豪华别墅，所以，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何况那些来路不正的钱，都是隐形炸弹，一旦某人东窗事发，你也得牵连进去，落得个老年失去人身自由，我犯不着呀！ 三是为我自己的娱乐谋。 我有三个爱好，一是钓鱼，一根钓竿用几年，这个爱好花钱不多，每当礼拜或节假日，我若有时间就到长沙郊外去钓鱼，或一个人，或三五个朋友，一天下来，不亦快哉！二是种花，种花是一门技术活，也可以打发我业余的时光。欣赏生机盎然的绿色，还可以给人的生命带来希望。第三个爱好是抽烟。除了特别高档的烟，一般的烟我那点工资还是能抽得起的。至于人生最大的无底洞开支赌和色，我都不沾边，所以，我个人的开支也是很有限的。 总之，在这个欲望膨胀时代，我将我这个家庭的开支能压缩到最一般的水平，这与我的为人和生活准则是有直接关系的。在钱这道关卡上，我也是能轻松过关的。 我很清楚，为什么贪婪的领导多好色？好色必是贪婪的领导？ 其实逻辑很简单：一个公务员无论什么级别，如果光靠工资等合法收入，那是不可能养得起情妇的；另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情妇是只谈感情不谈钱的，所以只要这个公务员有情妇，基本上便大致可以断定他有不合法收入来源，他便极有可能是个贪婪的干部。贪婪的干部与女人非正常的交往，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 我时常想，世上最难过的除了色关，其次就是金钱关。多少国之栋梁不是倒在“美女”身旁，就是倒在“金钱”堆上，难道是他们文化知识和法律知识欠缺吗？答案非常肯定，非也。不是，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英雄”走向犯罪之路，在他们身上我们是否感觉他们缺点什么？ 钱，你叫它“孔方兄”也好，“老人头”也好，“大团结”也好，说穿了，钱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有了它未必能够走遍天下，没有它肯定寸步难行。面对金钱的考验时，人类贪婪吝啬的本性一览无余，我们做出的反应往往会使我们丧失了面对自己的勇气。 用违法的手段获得金钱，更多的钱只有一种用途，就是充当罪证。贪婪的腐败分子张祥先说：“悔恨啊，我没有把住金钱关。缺吃吗？不缺。缺穿吗？不缺。缺住吗？不缺。缺钱吗？不缺。为什么还要捞钱，人生苦短，钱财本来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贪婪的腐败分子潘卫国说，“都是黄粱一梦，我是已经梦醒了，希望我这个教训，使那些还没有梦醒的人能够引以为戒。”“我对不起父母，两个都是70、80岁的老人了。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无法给他们送终了，这是我的遗憾。妻子、儿子我对不起他们。今后我的路自己走，他们能原谅我，也就是来监狱探望的亲人多几个。但从我自己内心来说，我想和他们解脱关系。我自己犯的罪我自己一个人去承担，我不想牵连他们。哪怕老死在狱中，我也不怨任何人，怨我自己。” 这不过是迟到的忏悔，用罪恶换来的金钱，最终使张祥先、潘卫国锒铛入狱，一无所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潘卫国的人生转折在于他的“不走仕途，就走钱途”的人生哲学。是的，有多少人曾经恪尽职守，以自己的努力获得认可，逐渐走上领导岗位。可又有多少人因为“不走仕途就走钱途”而留下“千古遗恨”。 “公务员，本姓公，使命大，责任重。民是主，尔仆从，主与仆，要分清……”这是成都市出版的《廉政三字经》中的内容。 《廉政三字经》内容涉及面广，语言浅白生动，抓住了当前社会关注的反腐倡廉中的热点问题。其中就有关于“金钱关”的内容和警示。 一批批领导落马“金钱关”，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茶花女》书中那一句名言：“金钱是好仆人、坏主人。”是做金钱的主人，还是做金钱的奴隶，这反映了两种不同的金钱观。 诸葛亮提出的观人、识人、用人的方法中有一条就是“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即指在考察识别人才时，通过托付给被考察对象以钱财而观察他的廉洁情况如何。爱财如命、见钱眼开的人绝不会是廉洁奉公的。相反，只要是真正的廉洁奉公的人，绝不会损公肥私去争不义之财。 贪为私动，贿随权集。对钱财看得太重的人，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拉拢贿赂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他们的保护伞和摇钱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从钱财来识别每个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他对钱财采取什么样的志度。为私而贪者为不仁，为公而见钱廉洁者为仁人。 廉洁的人不追求不应有的财物。所以，古人云：“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即指官员廉洁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员贪赃枉法，就是残害老百姓的强盗。纵观古今中外仁者，他们共同的优点就是不贪不义之财。 贪夫徇财，其害无穷。明代有位官员。因贪赃受贿，事发后跳井自杀。朱元璋听到此事后对群臣说：“彼知利之好，而不知利之害，徒知爱利，而不知爱身，人之愚孰有甚于此？”他进一步发挥说：“君子闻义则喜，见利则耻，小人见利则喜，闻义则不从，是故君子舍生取义，小人则舍生为利，所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礼部尚书就此议论说：“其事可为世之贪污者戒。” 欲望是人生的双刃剑，它激起我们追求未知目标的热情，同时也使得我们不切实际地想入非非，因想入非非而陷入毁灭之途。 水浒第二回“九纹龙大闹史家村”写了一个小人物，以打猎为生，唤做猎户李吉。史进是一方豪杰，在未曾与华山草寇朱武等人暗通款曲之时，经常收买李吉猎来的野兔。史进贵为一方庄主，而李吉只是猎户，两人并无过节。可以想见日子过下去，李吉的人生不会起什么波澜，既不会大富大贵，也不会穷困潦倒。恰好一件事让李吉起了发大财的歹念：一日打野兔，看见醉倒在地的史进的庄客王四，从衣袖里露出一锭银子，由银子扯出书信，再由书信知道史进与华山强盗暗中往来。于是想到：“我做猎户，几时能够发迹，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财，却在这里！”二话不说，马上“银子并书都拿去了，望华阴县里来出首”。因为之前华阴县出过文书，捉拿到山寨的贼人，赏银三千贯。如今贼人加史进，恐怕不止三千贯了。 李吉灾难的人生就是从这个发大财的念头开始。出首告官，都头带着李吉来到史进的庄上捉人。史进无路可退，清白做人的形象无法维持，只得与官府撕破脸皮，领着朱武等人冲出捕快的包围。史进一路杀出，“李吉也待回身，史进早到，手起一刀，把李吉斩做两段。”可怜一个李吉，赏银还未曾拿到手，就已经赶赴黄泉，向阎王爷报到了，更遑论发财。 小说这样写或许给人一个因果报应的嫌疑，但根据我们的生活经验，事情往往八九不离十。人生在世，冷不丁会受到意想不到的诱惑。 要是小的诱惑，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大诱惑，所谓大诱惑，就是那些完全超过自己生活经验能够把持得住的诱惑。若是中了大诱惑的魔法，就不可救药了。就像李吉一个小小猎户，他的人生活动范围，也就在村庄、山林之间，他的生活经验无非有限的人际交往以及猎兔的知识，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如何能够懂得出首告官本身的利害？如何能够合理评估出首之后史进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带来的后果？他简直就是财迷了心窍，猪油蒙了心肝。光追逐幻想中的银子，身子跌进了万丈深渊却不知晓。 人生而有欲望，因而每一种人都有难过的关口。英雄的生活圈子和经验当然远远超越小小猎户，但他们也会遇到超过其经验的大诱惑，因为英雄也有连理智都把持不住的大欲望。 莎士比亚千古不朽的悲剧《麦克白》，所讲述的不就是将军麦克白经受不住巫婆预言的诱惑，而走上弑君叛逆之途的故事吗？古今多少豪杰，不是在石榴裙下抛头洒血，就是在金钱面前败走麦城。这些都是英雄豪杰的大劫。 “当领导就别想发财”。当领导不是发财的岗位，就像教师不是看病的岗位一样。要发财，就不要当领导；当领导，就不要想发财；发财与当领导是“犯冲”的。 君不见，好多既想当领导又想发财的人最后身败名裂，就是没明白这个道理。正确的态度是：“当领导只想为民。”这不是唱高调，因为当领导干部是个为民的岗位，就像教师是个教书的职业一样，既要爱岗又要敬业。 口袋里没钱会苦，存折上没钱会苦，但心里装满钱的人最苦！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3.第三道关卡权关 前面讲的色关、金钱关，就是人生最大的两道关卡，尤其是对一个权力场上的人来说。钱财固然是一“关”，权其实也是一“关”。 中国是一个十分崇拜权力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人人都想当王的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 许多人认为，能在中国当上领导，就等于拥有了一切。你看，为什么考公务员的人是如此之多，不都是为了一个铁饭碗，不都是想当领导吗？！过去，在中国人的眼里，当领导与发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叫“升官发财”。这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只有发财的人才更有可能当领导是正好相反的。 由于我特殊的人生经历，使我具有了传统军人的个性，具有刚直不阿的性格。我从部队回到长沙后，按政策可以安排个一官半职，但我却一无所有，做了一个（正团的）一般干部。我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件事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在地方上我更加没有当领导的瘾了。 我这人是从不求人的，更不要说送钱买官了。我一直处于无钱阶级，我的钱都是用来吃饭养家的。我决不会干那些不正当的事。何况，我这种性格的人，直接上级一般来说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也没那个必要搞关系了。 我当点小领导，可以说是捡来的。几次都是如此。 我在部队任正团职干部多年，但转业到长沙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我是一筹莫展。一起转业的别的军人，都在8月份前后落实了单位，我一直到12月份，才分配到在市检察院担任一名未经人大任命的检察员。当时因为没有通过任何熟人关系进入这个单位，有人问我在部队是当营长还是当连长，我回答别人，我啥职没任过。因为我想过去只是生命的一个过程，无论成功或失败，幸福和痛苦，荣誉与耻辱，特别是地位职权都不能把它当做包袱背在身上，让自己累得趴下。其实轻轻松松做一名普通的干部，面对现实，勤奋学习，执著敬业，也别有风味。 在单位，因为我群众关系好，工作上发挥了我在部队的职业特征，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人又好管理，所以，在科室办案半年多之后，我被选举到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位子上。到单位一年，根据推荐，我又担任了纪检组长。 我当到副检察长也是“捡”来的。1991年，我被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副检察长搁浅后，没有把做领导揽权作为自己的追求，能心态平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在1993年组织上准备将我调任公安局副局长时，换届后的新任检察长认为我能力还行，将我留下，提请人大任命为副检察长。就这样，又捡了个领导。 我是对“领导”“权利”已经看开了的人，几十年来组织要我当，要我尽点义务，我会乐意接受，不要我当，我也坦然处之，绝不强求。 不过，我对工作是十分负责的。在位期间，我是做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的。我在位10多年，没有玩弄权术，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谋财谋物。我是对得起这个职位的，我是没有给这个职位抹黑的。 平时，我爱看各种各样的书，我曾经看过关于民国“清白的军阀”段祺瑞的生平逸事，颇有感触。 别的且不说，单说在钱财方面，段祺瑞确实做到了清廉。他家的门人从来都不敢向求见者索贿，否则会被枪毙，下属送来的贵重礼品，段祺瑞总是留下其中不值钱的一两件，然后将余下的都退回去。他收到的最重的礼品，是冯玉祥送的一个南瓜，这在当时贪污腐化成风的年代里极为罕见。 段祺瑞不爱钱，不爱玩，不爱鸦片，也不爱女人，那么他是木头人吗？他不是，他也有醉心的东西，那就是权术。段祺瑞的一生，是不断地争权的一生，先是逼走黎元洪，独揽大权，后又对曹锟、徐世昌、冯国璋等总统多方挟制，甚至一时曾任“总执政”，民国肇始，百业待兴，段祺瑞对国家重建毫无建树，却忙于争权，上行下效，弄得全国烽烟四起，军阀争战不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由于一人贪权而导致天下大乱，其为祸之烈，远远超出千百个贪于财货的败吏。 遍阅史书，可以发现，古往今来的大独裁者往往视钱财如粪土，却无一例外贪权。某些国家的领导人临死前，还要指定其儿子接班，难道举国之大没有一个堪当国运的贤者？至死都要贪权，难怪国家贫弱如斯。 贪权是古今中外独裁专制者的共同特点，秦代儒生在关于秦始皇的议论中，有一条就说到他“贪权专断”。为什么贪权呢？因为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权力远远比财富更重要。都说皇帝富有四海，就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威加海内，所有的人都得服从其意志，自然所有的财富都归其所有，从来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生活俭朴的皇帝是一个穷人。朱元璋出身贫农，做了皇帝后生活也很俭朴，然而，他却有资格傲视天下一切的富人。明代的首富沈万三曾经在朱元璋面前抖了一下富，要出资帮他犒军，结果差点被朱元璋砍了头。掌握了权力，不仅拥有了财富，更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强制力。 权力的魔力，不仅在于控制财富和广大的臣民，还是得遂己意的利器。很多关于希特勒的传记中都提到，希特勒对财富根本就不屑一顾，然而，正是由于拥有了权力，希特勒得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第三帝国，其荒谬的思想与意志曾经在一个广袤的空间里一度得以实现。 实际上，很多人贪权，非但是贪恋荣华富贵，更重要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欲望或意志，最典型的是无数的暴君和乱世枭雄。为了让自己“流芳千古”，紧紧地抓住权力，至死不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必然会对那些有才华的人进行打压，以防止其过于耀眼。在一个当权者嗜权如命的社会，自然是人才凋敝，万马齐喑。一人得以纵横天下，千万人的梦想也就此成空。 联想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廉，从王宝森，到李纪周、李嘉廷，一批位高权重贪婪的领导干部落马，这固然表现了我们反贪污腐败的决心，但主要矛头还是对准贪财，这就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贪钱才算贪，殊不知贪权是最大的贪，是一切贪的鼻祖。 几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狮子楼事件，就是一些干部贪权的结果。要说为了钱财，据说在事件中没有人贪污，但狮子楼就是在某些人“老子想怎样就怎样”中倒闭，而正是权力，给了这些人一个实现“想怎样就怎样”的平台。一些祸国殃民的形象工程、拍脑袋工程，在其兴建之初，决策者不见得是为了贪财，可能更多的人是为了能体验“青史留名”的狂想，以及一言九鼎、俯瞰众生的霸王之气。 如此看来，很多人贪权，上升到精神层面说，是为了体验那种意气纵横，俯瞰众生的病态思想。历史上有些皇帝生活俭朴，却一样的意气昂扬，一大堆人围在脚下三呼万岁，我叫向东没人敢向西，如此得遂人意，别说去贪污，就是吃草根也愿意，精神上的优越岂是财富能买来的。这种残存的腐朽封建思想，便是一些人贪权弄权的深层动机。贪权者逞一己之意，却要以众多人遭受苦难为代价——一人快意而千万人壮志未酬，实在是大贪特贪。 过分的贪权对社会的危害更大。财产虽然宝贵，却具有再生性，被人贪去了，还可以通过流血流汗再创造出来；公共权力却没有再生性，权力被一家一姓垄断了，其他人便失去了权力。财产暂时的遗失，未必导致政权变质；政权被私人垄断了，公权便蜕变成了私权。失去财产的人仍是人，失去政治权利的人则不再是人，而是会说话的工具。 而且，公共权力被私人所垄断，必然导致两种严重后果： 一是导致不可避免的腐败。这种腐败，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肆无忌惮地侵占，也可能表现为对公共财产随心所欲地挥霍。从集体积累中拨出数千万元研究永动机，这种荒唐无稽的愚昧行为，便发生在某个闻名遐迩的农村。 其次，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唯我独尊的专制，专制的最大特点是蔑视人的权利。在某个著名的农村，失去权利的农民只剩下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即对掌权者一家一姓的“忠心”；表面上人们拥有汽车、别墅、大笔存款，但是当他们的“忠心”变色时，这一切都将失去。 最大的贪，是贪权，贪婪的专权者为了贪图个人意志的得逞而毁灭众多人的梦想，实在是祸大无穷。远甚于贪财好色的败吏。 《菜根谭》告诫后人云：“多种功德，勿贪权位”，如果一个有身份有学问的人，为了追逐地位和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不顾老百姓的利益，为了捞取资本去讨好比他权力更大的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甚至不惜出卖人格，而不是为了行善积德，比如说陷害岳飞的秦桧，这是人所共知的，虽然他有权势有地位，可是他的心灵却充满了罪恶，他的人格却是卑鄙无耻的，所以他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一个乞丐都不如。 因此，只有“多种功德，勿贪权位”，才能够真正体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4.第四道关卡玩关 玩是一个代名词，人生的吃、喝、玩、乐，及时行乐都与这个玩字有关。如今，权力场上的三玩领导是大有人在。玩物丧志，这肯定是对的。身在权力场上的人，手中的权力是有魅力的，会吸引许多人与你交朋友。 你自己不想花钱玩，总会有许多人愿意为你埋单。这些人十分热情，你不会玩，他们会手把手教你玩；你不想玩，他们会在你的身上培养出各种兴趣。总之，你只要把持不住，就会很快中了人家的圈套。 有些人活着就是来做事的，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呼朋唤友狂欢，不喜欢玩权力，不喜欢游山玩水……我这个人有太多的不喜欢。仅有的三个喜欢就是钓鱼、抽烟和喝杯酒，仅此而已。当然，除了钓鱼，我有时也陪我老婆去岳麓山玩。 我的钓鱼历史不长，大概90年代末开始，记得是有双休日之后开始的。双休日开始后，许多同学问我，两天休息你干啥？我说，或看书，或看报，或看电视，还有陪老婆孩子。有的同学为了核实情况，在周末往我家里打电话，多次都被验证。为此，他们建议我，周末不能总待在家里，到郊外去呼吸点新鲜空气。从此，我就与钓鱼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是一个能耐寂寞孤独的人。每个周末就去钓鱼，刚开始时钓不到。但我还是有点悟性的，钓了几次后，就找到感觉了。有一天很冷，几个钓鱼的伙伴都冻走了。吃完午饭，我依然在钓。那天风大浪大，浮标都看不到，凭感觉，最后我钓了六条鲫鱼。 钓鱼，就得坐等，就得坐得住。一钓就一整天，不管能不能钓到鱼。许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待得住？ 以前，我会说，坐在水边，注视着浮标，心中的企盼与追求油然而生，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忘记了炎热，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烦恼，寄情于山水之间，让自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使自己处于一种无我状态。因为我在追求希望，追求收获，一天都是在祈盼当中度过。即使最后一无所获，也非常轻松地过了一天。 随着对钓鱼的境界修炼，我现在已深知钓鱼和享受钓鱼，是绝对不同的。 钓鱼的人，心在等鱼，心只是在等待，在等那个鱼咬钩的时刻到来。心是活在下一刻的，是活在等待之中的，而不是活在此时此刻。所以，凡是在期待之中的人，都难免急躁些、烦乱些、痛苦些。 钓鱼的人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而享受钓鱼的人却恰恰相反，只重过程，不重结果。享受的人，它的对象不是鱼，心不在鱼，不在鱼的大小、鱼的来去、鱼的种类，而是在享受生命的那份真实，那份实在。享受的人，就活在此时此刻，就活在这份起初真实的刹那之中，而不是活在过去，活在对未来的期许之中。他没有等待，没有左顾右盼，没有分心去关注别人的眼色，他不需等待，他就是现在。 享受就会快乐，等待就是痛苦。享受就是享受现在，享受现在就是重视生活中的分分秒秒，享受现在实质上就是享受人生的全部过程，每一刻都活在真实之中。而等待则只重视那个结果的到来，中间漫长的过程他都只是在做准备，他只是焦躁地在等待那个结果。他对现在没有兴趣，没有情感，没有感动，没有爱心。他讨厌过程太慢，他的爱和欣赏都是留给那等待中的结果的。他热情、友善的面孔都是留给结果的，结果若不出现，你是休想见到他的笑脸的。当然，更不要说他会对现在有丝毫感动，丝毫爱心。他只爱结果。结果没有了爱，便没有了欣赏。 我们不仅要懂得享受，而且还要善于随时随地地享受。人生百年，多不遂愿；种种期冀，多成惘然。于是便苦了等待中的人，苦了切盼享受结果到来的人。活着只是为了享受结果，而结果有时却是苦不堪言。即便是有好结果，也是在漫漫长夜中熬过后才等到的。当我们再去品味那迟来的结果时，才发现我们早已没有了那份当时的心情。 人生本是由一系列的目标组合而成。有的人一生目标少得几乎只有一个。而那个结果却并不那么容易达成，那么，这就给那些只等待结果，只享受结果的人带来了难度。人生苦短，在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很快便等白了少年头。到那时，才翻然悔悟，原来等待是在空耗生命，等待是在浪费生命。 是的，常人的人生，快乐的日子太少了，幸福的日子太少了。要想改变这一切，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改进到达目标的智力；二是变享受结果为享受过程。前者，对我们今天智力开发程度一般的人来说，离平稳地推进目标还相差太远，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无知阶段，对生命中的诸多变数根本无法悉数把握。后者，则是我们任何人都做得到的，只是你想做还是不想做的问题。人为何总感到苦多乐少，主要是不懂得对生命过程的体验和享受。 要想提高生命的质量，我们就得提高享受的质量和频率。美好的结果，我们不一定抓得住，正如鱼不一定会咬钩，咬了钩也不一定保证能提出水面，提出水面也不一定能捉到篓子里一样。天地间的变数的确太多，唯一能抓得牢的就只有过程。我们应充分享受每一次行动，享受每一个细节。 若我们只重结果，我们就会把结果看得太高，于是，结果便是一切，结果就成了生命质量的判别式，于是我们往往便成了结果的仆人。我们便会不顾一切，不惜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甚至动用一切虚伪的、残酷的手段；如此一来，我们纵然抓住了结果，但我们却会失去更多的东西。环境很快会对我们进行反击，我们的喜悦很快便会荡然无存。所以说，只重结果，只追求结果是可怕的。 歌者以歌唱享受生命，舞者以舞蹈享受生命，写者以笔来享受生命，英雄以豪迈来享受生命。生命有如挂钟，说停就停，谁也留不住谁，谁也等不住谁。星河浩瀚，人生苦短。为什么不快快享受我们有限的人生呢？拥有享受，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人生。 另外，我最喜欢一个人安静地享乐，不要别人伺候。我是静得下来的人。如今，许多当领导的人为什么退了休就受不了，他是因为在台上和台下的区别太大了。我就没这个过程，我就这一个爱好。我从没有享受别人伺候。 人不是机器，娱乐也是必需的。人们在繁忙的工作学习之余，免不了要休息、娱乐。这娱乐通俗地说便是玩，玩的名目繁多，形式各异。百姓需要玩，领导同样需要玩。 不过，玩什么，怎么玩，的确有讲究。这里说的另类“领导玩”，指的是随意乱玩，譬如，“玩物丧志”、“玩弄异性”、“玩火自焚”。 明朝宰相张居正早就“英雄所见略同”。张居正身为万历的老师，以玩物丧志的古训来教育和警示万历。隋代太子杨勇更是因为喜欢那一个小小的铠甲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近的如广西一个地方的贪官把价值不菲的房产证和钞票带在身上，寸步不离。结果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贪心十足，导致人格缺陷，人格缺陷导致行为轻浮，行为轻浮导致命运方向的错误，轻则碌碌无为，重则误了卿卿性命，实在使人慨叹。 因涉嫌贪污、挪用11801.5万元住房公积金的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在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庭上，他哀叹道：“是赌毁了我！”由此，引出做一个好领导需要把住的第四关——玩关。 许多落马的贪官从玩世不恭、玩物丧志到玩忽职守、玩火自焚，令人反思。 古人说：“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大凡贪婪者都好逸恶劳，放荡纵欲，工作马虎，丧失原则。他们受到享乐主义风气的侵蚀，对事业不尽心，对工作不尽力，把心思和精力荒废在贪图安逸之中。 他们生活上高档次，工作上低标准。只管挖空心思从公权中牟利，无视法定职责的严格界限，甚至为了挥霍公款和方便捞钱，擅自降低法定底线，肆意践踏法律赋予的职责，严重不负责任，放弃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这一切都是刑法规定玩忽职守罪的显著特征。 在现今权力场中，另类“领导玩”屡见不鲜。 玩物丧志。这是特指沉溺于某种嗜好。爱好人皆有之，而不良嗜好则害己、害国。比如嗜好赌博、嗜好酗酒等。沈阳市的大贪马向东嗜赌成性，他不仅喜欢读指导赌博的书（即使在中央党校深造期间也随身携带《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而且勇于实践，多次飞到澳门狂赌，一夜输掉上百万元。 “玩物丧志”其实是和“玩人丧德”连在一起的，它们出自《尚书》。大约在三千多年前，周武王消灭了商纣王之后，威德广播四海。当时有人进贡了一只犬，威猛善斗，与当时中原的犬大不相同。武王很喜欢它。这件事被太保召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退朝以后，他写了一篇《旅獒》呈给周武王，文中说：“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人心；狎侮小人，罔以其力。……玩人丧德，玩物丧志。”意思是说：德行高尚的君王是不会轻视侮慢属下的，不然的话就没有人替他竭心尽忠了；轻视侮慢百姓，人民就不会拥戴他。……如果沉迷于女色，就败坏了高尚的德行；迷恋于自己所喜爱的物品，就会丧失进取的方向。武王读了《旅獒》，想到商朝灭亡的教训，觉得召公的劝告是对的，于是把收到的贡品分赐给诸侯和有功之臣，自己则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建设。 这个典故其实就是说明一个事实：“玩物”会“丧志”。历史上就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因为“玩物”而“丧志”的典型。一个是吴王夫差，玩美人；一个是后唐主李存勖，玩伶人。最终还不是玩得失去了江山社稷？这些年我们国家处理的大案要案的主角中就不乏“玩物丧志”之人，有的沉迷于女色，有的为收集古玩字画不择手段，等等。 我们现在使用“玩物丧志”的时候，多用来警示：一个人如果醉心于玩赏某些事物或迷恋于一些有害的事情，就会丧失积极进取的志气。“嗜赌”可以丧志，玩“儒雅”同样如此。 有的腐败分子以“雅士”自居，为了附庸风雅，要么用非法收入广纳名人字画，或收藏珍贵古董，要么用公款出书或四处题字（自然要收钱或变相收钱）。这些腐败分子为何玩“儒雅”？酷爱艺术者甚微，更多的是不懂装懂，不雅装雅，“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雅”中有利可图也。玩“儒雅”不仅可以博得美名，且便于匿赃，比收钱财保险，还可荫及子孙。胡长清以书法家自居，凭副省长威力，以字谋钱。河北省沧州原市委书记薄绍铨受贿的名人字画估价约30万元。“浙江第一贪”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安分局局长王天义，2002年5月27日，被以受贿罪判处死刑。 玩“收藏”。近年来，部分机关干部中悄悄兴起了一股“收藏”热。个别手握权力的领导们开始从贪财、贪色向贪古董和艺术品嬗变。这种变味的“收藏”，正在成为一些贪婪的领导聚敛钱财的新手段和新现象。以权“收藏”也是贪，这一点在法律上没有争议。然而，因为收“藏”比直接收“钱”更隐蔽、更模糊，因而贪婪的领导们感觉更安全。有人甚至认为，即使东窗事发，“收藏”的艺术品也难以计算到受贿数额之中，最多被看做“来源不明”。 据司法机关查证，在王天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中，“收藏”品的评估价值总计高达600万元之巨！这些“收藏”品中有书画作品195件，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古董杂项1351件，其中不乏上乘之品。比如，价值24万元的刘奎龄书画作品动物四条屏、价值34万元的齐白石《春山图》、价值8万元的19世纪法国铜鎏金竖琴纹托盘座钟、价值24万元的清乾隆斗彩团花罐、价值18万元的“文革”邮票全套和红特邮票全套等等。据查证，这些价格不菲的“收藏”品是王天义用受贿得来的钱购买，或直接由行贿人付款，或委托行贿人到拍卖行参加拍卖会后买来的。 玩弄异性。随着性文明在大陆逐步推进，以性解放为旗号的性混乱则趁机推波助澜，反映到干部队伍中便是玩弄异性的秽风的滋生蔓延。“三光书记”林龙飞（福建周宁县原县委书记，其一大特点是把“看中的女人搞光”）便是玩弄异性的典型。一些领导对玩弄女人不以为耻，见怪不怪。据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的情妇徐福英交代：“出去玩的时候，跟李嘉廷在一起的有些领导干部都带女人一起来，那些女人大多不是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 玩火自焚。物极必反，享乐过度往往酿成悲剧。据报载，安徽省某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局长出差合肥时，因嫖娼索要发票，被卖淫女的男友当场刺死。无独有偶，东北某市一学校突发大火。火灾过后，市教育局下来调查，怎么也找不到该地区教育局局长，后来发现这个局长死在自家紧锁的车库的车内（车子开着空调，因缺氧窒息而亡）。车内还死了一名女子（局长情妇），这个局长因玩弄年轻异性而死于淫逸，这就叫玩火自焚，自食其果。 领导因另类“领导玩”而腐化堕落，贪婪者错把“领导玩”当美梦，落入陷阱不能自拔。另类“领导玩”，必然导致经济收入上的腐败，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不义之财，以满足其需求，这已是实践证明了的“基本规律”。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人民；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古人云：“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我用欧阳修《伶官传序》中这句话来奉劝所有的人。 “玩物”要有度，不要“玩物丧志”。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对工作之余应该玩什么、怎么玩要慎之又慎，千万不要“玩入歧途”，否则，不但伤了面子，损了形象，进而“玩”进监狱，“玩”掉乌纱帽，甚至“玩”掉脑袋，亦未可知！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5.第五道关卡情关 情有多种，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我这里的情是特指人情。 在检察机关，一旦有犯罪嫌疑人进来，立即就有一系列的电话打进来，有上级打来的，有下级打来的，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打来的。 电话轰炸之后，便是亲自上门的人。这些人可能是自己最近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是同事熟人。他们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看能否对嫌疑人网开一面，能重判的从轻处理，能轻的尽量不罚。 中国是一个人情大国，每个人都在这张巨大的人情网中，我们作为执法者，只要稍微松懈一点，就会出现“人情案”，这就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公平。 在中国，“情”这个字一般都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后摆的就是“理”，最后摆的才是“法”。我若不摆正自己的位置，是很容易犯错误的。 一般中国人的法制观念仍比较淡薄，他们一旦有子女或亲戚犯法，第一件事就是找关系，找熟人，找朋友的朋友，转弯抹角找到执法者。而且还带着红包，他们总认为只要是人办的事，就有漏洞，就可以网开一面的。他们也认为找关系是理所当然的事。 掺杂着人情关系的司法是绝对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公平与正义的。我作为检察官，时常对这些来找关系的人，有两条处理办法： 一是决不接受请吃请喝，坚决不给来者私下沟通的机会。 二是向他们保证，我绝对保证司法的公正、公平。 我历来主张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对那些青少年犯人和初犯偶犯、且犯罪情节轻微者坚持能拉的不推，能轻的不重，能宽的不严。我会从轻处理，给犯人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但对于那些恶贯满盈的人，是严惩不贷的。只要是我管的案子，无论是谁来说情，我也不会听的。在司法界，大家都知道我既是最给面子的人又是最不给面子的人。我说到做到。对于亲朋好友的案子，我也决不法外讲情，乃至与一些亲朋好友反目成仇。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我知道，我们作为执法人员，若总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徇私枉法，那还要法律干什么，那哪里还有施法的公正，哪里还有天理？ 我时常对我的亲朋好友说，你们要好自为之，洁身自好。千万不要带着侥幸的心理去犯法，更不要认为执法机关里有我这层关系就胆大妄为，其实，一旦犯事，谁也救不了你们的。 在法律面前，无论是谁，毫无依据的说情我是从不给面子的。 我有一位同级领导的朋友犯了事，他跟我打招呼，说出点钱不要批捕算了。我说被害人的钱固然要赔，但批捕与否还要看案情。他就立即叫他那朋友的家人交了钱。后来，我考虑到嫌疑人虽然赔了钱，但其行为太恶劣，还是将其批捕了。当然因为这件事，我又得罪了一位领导。 得罪一个君子，后果不会太大，但得罪了一个小人，那是必然要吃苦果的，只是迟早的事。这老早就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也是人，我不是不想给面子，只是我坚持原则，坚持司法公正的性格坚决不允许我那样去做。 不过，由于我正直，还是有许多人愿意跟我交朋友。我也乐意与人交往交流。不过，我一旦发现某个朋友为人不正，我会立即主动疏远他。这种人，我是坚决不能与之为伍的。 谈起“人情案”时，人们总是气愤之中略带同情，恼怒之中略带无奈，也许是因为有人将它归之于国人的“重礼仪”、“爱面子”、“讲人情”的“传统文化”之列。因为是所谓“人之常情”，使许多人批判它时也显得“底气不足”。 所以，很多腐败分子在追悔堕落原因时，往往主动选择“人情”这一条，有的干脆就说“都是人情惹的祸”。 人情有各种各样，如亲情、乡情、恋情、同事情……种类之多，实难穷尽。 所谓“人情案”，是指公、检、法等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因为“人情”导致该抓的不抓、该立案的不立，该审的不审、该判的不判，或该重判的轻判、该轻判的重判……因此，从本质上说，凡“人情案”之行为人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也就是说，此类案件一旦败露，轻者会丢权、丢位，重者则会受到刑法惩罚。 从这一意义上说，司法人员在承办这类案件时，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在办案中并不是所有的“人情”都会起“作用”，它一定要满足以下诸多条件中的一种。 一是与血缘有关的“亲情”。这类“人情”很厉害，天长日久相处，感情特别深，再加上荣辱之类的利害关系又是共同的，所以这类“人情”的影响特别大。为什么包公大义灭亲刀铡侄子包勉的故事为历代传颂？原因之一就是能这样做的领导不是很多。 二是欠了人家的“账”不得不还的报恩之类的“人情”。譬如，过去在自己“危难”之际帮了自己的人；在自己发展的“关键”时期“拉”了自己一把的领导，如此等等，如今人家有“难”，不帮岂能说得过去。 三是具有“利害关系”的“威胁性人情”。譬如，顶头上司打来电话、写来字条，说是你看着办吧，然而自己的升迁、发展全都掌握在他手中，不照做的话，说不定到了某个“关键环节”就卡你一下；再如，自己的“秘密”被他人掌握，如今传来口信，要你利用手中之权“方便”一下，你怎么办，估计到最后只能“狠狠心、咬咬牙”，帮他“办”了。 我认为，以上三种“人情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情案”，除此之外的所谓“人情案”都只是一个幌子，其电话、条子、口信之类的“人情”都是以某种“承诺”为“背景”的，而且，只有当“当事人”权衡到自己的“获利”要大大高于自己可能存在的“风险”时，才敢于去办。这是当今所谓“人情案”的主要特征，它是为个人的“功利性”决定的。 那么，为什么“人情案”大多发生在老同事、老同学、老战友这样的人身上呢？说穿了，就是因为彼此“了解”，“可信度”大，“保密性”强，“安全系数”高……一个商人若与贪婪的领导之间一点“情”都没有，就去送钱送东西，那么再贪婪的领导也会将他打回来，或者将礼品交公以示廉洁。所谓“拉关系”、“找关系”，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找到与当权者有“人情”的人。因此，“人情案”并不复杂，其实许多此类事件的背后就隐藏着“行贿受贿案”。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想办法突破人情关的围攻，不然肯定会出问题。”这是陕西省财政厅原副厅长郑卫民被依法逮捕后，在看守所内说的一番痛悔之言。而他的这番话，仿佛是对所有在职领导的一种警示。 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例告诉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尤其是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干部党员，由于受党教育多年，他们往往能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但却总是经不起“人情关”的考验，有的领导为此还身陷囹圄。 或是因长辈、师长，而碍于培育之情；或是因同乡、同事、战友和部属，而碍于亲近之情；或是因父母、兄弟、子女，而碍于血缘之情，于是人情代替了党性原则，人情代替了规定、纪律和法律，不该说的话说了，不该写的条子写了，不该办的事办了，在亲情友爱中，不知不觉充当了不正之风，甚至是损害党和人民利益之徒的“保护伞”。这样的教训屡见不鲜。 作为一种特殊的形态，人情考验不像金钱那样直露，也不像“糖弹”那样明显，它往往能利用某些领导者易被感情所惑的弱点而出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在新形势下要经得起人情关的考验，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人情关难过、关系网难破”，当今，很多人在追悔堕落原因时，往往主动选择“人情”这一条，有的干脆就说“都是人情惹的祸”。 现年56岁的谢益兴万万没想到，因将单位的公款借给朋友使用，虽然款子最后都已“完璧归赵”，但就在他临近退休时，却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被南京下关区人民检察院以挪用公款罪对谢益兴提起公诉。 1995年5月间，谢益兴一好友找上门来，说他的一个朋友创办了一个公司，手上缺乏资金，能否借点钱给他，很快就会还回来。面对好友的请求，身为劳务公司总经理的谢益兴很爽快地就通知公司财务会计从账上划出10万元。令谢益兴欣慰的是，对方很讲信用，不到3个月，10万元安全回到了账上。有了第一次，他便刹不住车了，从1995年至1998年，谢益兴先后汇出7笔共51万元给海志公司使用。1996年，劳务公司一退休人员找到谢益兴，说他儿子帮台湾老板销售服装，最近要去厦门进一批货，家中资金还缺一点，谢益兴念其是老同事，二话没说便吩咐会计从账上提出5万元。 一封举报谢益兴涉嫌挪用公款的信寄到了下关区检察院反贪局，很快谢益兴从劳务公司经理的交椅上挪到检察机关审讯室的椅子上。 反贪局通过侦查查明：谢益兴不是那种为了换取某种好处而不顾一切将公款借出去的贪婪的领导，但他的行为却恰恰证明他是个糊涂领导。经他手借出的60余万元公款给个人使用，他没有从中索取对方一分钱好处，也没拿过人家一样东西，但他的行为，是以非法暂时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而使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受到侵犯。看守所里，谢益兴的后悔已无法改变现实，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人情，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关系。我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在人际交往中，向来是很讲人情礼节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过不好人情关的，并不只是少数人，据《半月谈》报道，某某县委、县政府，从1987年以来就执行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人情”规定：大凡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调出本县，都要赠送一套大理石云木雕花家具。其目的有二：一是代表全县干部群众向该领导表示心意；二是让该领导不要忘记这个县，今后有事好联系、多关照。听起来这个县的做法确实很富有人情味，也很感人。但这是公然用公款打点人情，这种”人情“要不得！ 不少干部在“情关”上跌了跟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忘了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应当为谁服务？时下不少领导干部把为老乡、老同事、老部下办事看做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他们都办不成，只有我能办成”，于是就有一种权力地位带来的成就感。 二是“受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潜规则在起作用。某某工程我给你敲定了，某某人我给你提拔了，你送的钱财我收了，你的事我办了，咱们两清啦。 三是攀比心理。别人地位和我相当，甚至比我还低，他们能办的事，我为什么不能做？你们能做人情，我为什么不能做？于是人情圈子越做越大，甚至突破了党纪国法的底线，跌入犯罪的深渊。 中国人好讲人情，领导也不应例外。问题是，领导的人情观与普通百姓要有区别。因为，各级领导手中都或多或少掌握着人民赋予的各种权力和资源，所以党和国家不断制订和完善反腐倡廉的制度，教育和帮助各级领导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防止滥用、私用、乱用公权，做到廉洁自律，勤政为民，包括要在组织的监督下拥有健康纯洁的人情关系。 我以为，各级领导要过“人情关”，关键是要正确区别什么是“真人情”，什么是“假人情”。不讲原则的有所求有所图的人情，是变味了的人情，与假人情没有两样；找上门的“人情”，肯定是不怀好意，别有用心。 廉洁自律的领导，对待真人情，也不会抛弃原则且做到自有分寸，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让人情变味；连“真人情”都走不通，“假人情”在这样的领导面前就更没有歪门邪道可走了！ 但是，总有一些本身素质差或者立场不坚定的领导，喜欢给自己找借口，大肆收受“亲戚”、“朋友”、“下属”的钱物，并美其名曰“礼尚往来”。据报道，某已被查处的腐败领导仅年关礼金就达两百多万元。在这些腐败的领导眼里，只要送钱送物了，就是“亲戚”、“朋友”、“哥们儿”。没有人情认人情，认了人情加深人情，只不过他们的人情深浅是以送钱物的多少来衡量的，钱物越多，感情越深；钱物越少，感情越浅。 其实，区别真人情与假人情并不难，关键还是看领导自己是否在装糊涂。假如是只要有利可图，有钱可拿，就什么人情都认的领导，人情只是他们贪、腐的一个借口和幌子罢了。 慕绥新在其“忏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在沈阳市任职的4年中，有180余人，其中85%以上是各类干部，逢年过节，大事小事，以各种名义给我送钱送物多达600余万元，这是一组十分可怕的数字。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把这种送礼行为看做是‘人情往来’而坦然待之。”所以，人情离开了金钱的垫底是起不了作用的，绝大多数的“人情”都是以行贿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为背景的。 还看过一篇文章：《女贪官尚军剖析堕落：人情关系迷住了我的眼睛》。尚军是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曾先后任原阜阳地区（后改为阜阳市）中级法院院长、阜阳市副市长、阜阳市委副书记等职。在检察机关侦查期间，尚军亲笔写下了“悔过书”。——除了放松了政治学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手中的权力等原因外，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过好人情关。由于自己是本地干部，老乡、老同事、老部下比较多，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没有把握好度，抹不开情面，对于他们的盛情看望不好意思推辞，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也难以回绝，看不清这些人情往来的实质，因而放松了防线，放弃了原则，结果被“人情关”一步步推进了犯罪的深渊。 这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警钟。 现在更为严峻的问题是：社会上各种夹带着情的腐败已司空见惯，正被人们接受并且适应，在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人们习惯性地把腐败计入行为成本，比如：教育、看病送红包；办案、就业找关系；行贿经商，甚至参军还要送钱，这种现象严重制约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它给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的健全和完善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在人们习惯腐败的同时，国家将会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常言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此言不差，值得当领导的人谨记。 清醒一：记住仕途的六道关卡 6.第六道关卡一渎关 我是对得起我的职位的，回地方履职近二十年来，我没有办错过一个案子，没有怠慢过一件事，没有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失职之事。在我几十年当领导生涯中不渎职，我自以为是难得的。 记得我在检察院第一次当领导，就批评了领导们。记得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传达文件，我就显示了庐山真面目。那天，我通知八点半开会，结果九点多才来齐。因此，我讲了几句开场白。 我说：同志们，今天是我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在我的想象当中，检察院这支干部队伍应该是非常不错的，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相当一部分是在部队受过专门训练的转业军人，但是，从今天开会的情况看，我认为你们不如农村的社员们，农村的社员怕扣工分还要积极参加社员大会，你们因为不扣工资，所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早就早想晚就晚，太不像话。最不像话的是没有一位检察长按时到会，无论你们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年龄多大、阅历多深，在党内都是普通的一员。大家既然选我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那么，我根据党章的规定，跟你们提出要求，必须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包括会议。今天因为是第一次，我就不点名批评了。下次出现了类似情况，我将一一点名批评，还要张榜公布。如果你们认为我这个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当得不合适，你们可以把我轰下台，我回科室办案去。 散了会，有几个老同志就跑到我办公室来，说：老黄，今天我们几个老同志准备合计要起哄呢？我们干了大半辈子革命，还从没有人说过我们不如社员呢，还想把你轰下去呢！但你能将检察长作为最不像话的对象批评，我们佩服你的公正，所以没有起哄。我说，你们理解我就好呀！轰下去好，我已说过了，我搞不了我就下去办案子去啦。 我还说，当纪检组长或主管纪检工作，就是干维护检察机关健康肌体的啄木鸟的活儿。但你真要将虫子啄出来，被捉的虫可能无力反抗，但是如果这条虫子是护林者喜欢的那种，轻则护林人可能会因为一棵树被啄了一个洞而对你进行指责，重则，你还可能遇到不测。 人，为什么有时只能在嘴巴上履职，而不付诸行动，甚至不敢跟领导提建议？因为你太认真地履行职责或老跟领导提建议，就会给自己设置障碍。人都会趋利避害。有包容心的领导不会计较。若遇上一个小人，你的麻烦就大了。但是，当领导者，该做的事不做是渎职，该说的话不说也是渎职。 一个领导若失去良知，就必然会失职、渎职。失职、渎职，危害的是人民和国家的利益。 一系列重大的矿山、食品、医疗卫生等等事故发生了之后，数十条、数百条珍贵的生命化为永远的冤魂，他们的家庭成为悲惨的世界；一个个上百万、上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天字号损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国力受伤了，我们的民族利益受伤了…… 面对这些，有的人归咎于国民素质不高而叹息不已，别有用心的一些势力对我们的执政能力发出质问，我们也就应该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是怎么了？”这就是我要思考的当领导的第六道关卡——渎关。 如今，渎职犯罪造成的损失正在不断创出新高，且越来越大。 原浙江金华县长王新根玩忽职守，放纵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合计40多亿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7亿多元；广西南丹“7·17”特大矿难令人震惊，由于当地政府领导的严重渎职，助纣为虐，致使南丹当地的非法采矿非常猖獗，矿产资源管理秩序非常混乱，给国家、给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南丹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矿产资源管理局局长、副局长等15名领导因滥用职权罪被查处；南丹矿难就是典型的政府领导渎职犯罪带来的灾难；1999年1月4日綦江虹桥垮塌，造成40人死亡，1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621万元，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遭受巨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经查明，虹桥垮塌是一起有关领导干部和有关人员严重失职、渎职，少数腐败分子搞权钱交易，严重违反基本建设程序，建设管理混乱，设计、施工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而导致的特大责任事故。 这些损失和伤亡后果令人痛惜，但背后的渎职犯罪才是罪魁祸首！这是一些见之于各种媒体为公众详知的大案，而发生在基层的渎职案件更是举不胜举，时有发生。 为什么这样？我们的各级领导，我们的国民，我们的社会对这种犯罪有一种什么样的包容和谅解，能使它公然地酿出一幕幕的惨剧？ 渎职犯罪猛于虎，渎职犯罪的危害性无论怎样认识都不过分，在人类的错误中除了战争、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害再其次恐怕就是渎职了。可恰恰是这样的犯罪并不为人们认识、重视。 于是我们有必要对渎职犯罪进行认识，只有认识它才有可能正确处理它、防范它。 在农业社会，人类从生产经营到衣食住行都是自然经济，社会化程度很低，也正是因此农业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一个县有一两个政府付工资的领导就行了。 而到了市场经济发达的商品社会，大规模的生产和经营需要规范，人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形成了高度依赖，人们为了秩序也为了使自身得到保障需要政府做很多事情。 国家权力的运行复杂起来，国家公共事务的决策、组织、管理、调控需要我们组织专门机构去管起来。于是我们要有卫生行政、教育行政、环保行政、土地行政、安全行政、工商行政、民政行政等等等等。 于是国家受公民的信托要授予他们权力，把税金的一部分作为工资支付给这些人员，同时要求他们能够依法、合理、正当地行使职权，从而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也就是说从这些职权设置的一开始，权与责就是不可分的。 在这个庞大的组织形式中，一个行政领导的行为往往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是整体的一个部分，在任何一个环节，权力被滥用都有可能是噩梦。目前，渎职犯罪的多发性与社会的认识程度不相称，在价值观上对其包容和谅解，这将会进一步纵容它的发生。 渎职犯罪的现象，说到底反映出极少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信守契约、缺乏责任意识。腐败，不仅仅是权钱交易，还包括权力和责任的分离。 说到底，渎职也是腐败。 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被赋予可行使的权力时，同时就肩负了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危害，不用怀疑，必须是要由法律去评价去调整的。 我想说明的是，我们对渎职犯罪的诸般不力，是社会对它的认识不足，特别对那些不正确履行职责的渎职，虽然给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和特别恶劣的后果，但总认为其没有主观故意，只是一种过失而已，没有在意识深处把它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一个问题当总也解决不好的时候，要从观念上再认识，然后才可能正确解决。 古往今来，领导们头上有乌纱，手中有权杖，臀下有交椅，内心有私欲，太多的干部轻而易举就可以践行权为己所用、情为己所系、利为己所谋。无奈胳膊拗不过大腿，老百姓是弱势群体，得服从领导，得听天由命，得忍气吞声，如果说被压抑被盘剥者尚存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寄托于领导的良心发现，寄托于明君的铲奸除恶，寄托于苍天的因果报应。 于是，领导没仗势欺人，没鱼肉百姓，没贪赃枉法，没包养二奶，就是好领导，就要载入青史。 其实，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他们月有俸禄，年有奖金，该得的得了，该拿的拿了，执政为民，秉公办事，廉洁自律，表率于众，恪守职业道德应尽的本分，如同牛必须把地犁好一样。相反，若背离了领导道，就是渎职，就应受到相应处罚。 用好手中的权力，过好渎关。就必须“为民办事要不遗余力”。哪里要修路，哪里要架桥，哪里的孩子没有好教室，当领导的都要往心里去，都要想方设法去解决。群众要致富，“低保户”有困难，张家有冤情，乡里有恶霸……当领导的都要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竭尽全力去对待。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你，你就要负全责。你不负责，你也许没什么，但这一方老百姓就苦了。别忘了，当领导是肩负着人民的命运啊！ 为民办事是当领导者的天职，当领导者不应当指望得到什么物质的报偿。只要合乎条件，老百姓要做生意，你给他办营业执照；老百姓需要住房，你给他办建房许可证；老百姓要外出打工，你给他联系用工单位……没有什么价钱好讲的，也没有什么理由好推辞的。办事图什么？办事只图对人民有利、有用，只图让人民方便、快捷，只图帮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只有真正关心群众疾苦，群众才能心里有温暖，脸上有笑容，生活有欢乐。 一个好领导，就要像一颗小太阳，燃烧自己，温暖别人，照亮大家。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1.第一条死路家人缠死 清醒二 ——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路，有阳关大道，有崎岖小道，也有地狱之道。每一位领导者的面前都会同时有无数条路，你是选择通往天堂的路，还是选择通往地狱之门，全在于你的一念之间！ 路，永远都在你的脚下，在你的心中。谁都会选择阳关大道，但是，或许你欲望被激活，或许是你走得太疲累？或许是你走得太彷徨？你已支撑不住你的意志，你已模糊了你的双眼，你没有突破内心的关卡，所以，你就一如醉汉不一定能保持警惕，很有可能就走上了别人为你铺就的死路。 《中国青年报》1996年4月9日刊登的《对内外因关系问题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内因起决定作用，但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外因也能起决定作用，并以摩尔龟和美洲鳄等动物为例加以佐证。 该文中所讲，摩尔龟和美洲鳄的性别与温度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当温度低于27．5度时，摩尔龟孵出的幼龟都是雄性，当温度高于27.5度时，则全为雌性；在温度为26度、28度、30度时，美洲鳄孵出的都是雌性，当温度在34度、36度时则全为雄性。 这个事例的确给人一种感觉，温度的变化可以决定摩尔龟、美洲鳄等动物的性别。从哲学上讲，就是外因可以决定事物的性质与方向，从而对传统的关于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提出了挑战。 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曾经有着坚强的国家政权，我们曾经有着千秋万代为皇的意愿，可是，再是多么努力的维护，面对自己哪怕是最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引起以后的波澜，这就是有名的蝴蝶原理——巴西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能会造成美国的一场暴风，这就是外因影响了内因，但又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每一个朝代都经历了自己的风吹雨打，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辉煌，没有一个皇帝不是殷切希望自己的国家千秋万代，没有一个皇帝希望自己的国家被毁灭，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 从古至今，我们熟知宦官专权、外戚专权、叛变、力弱等等因素会造成国破家亡，使朝代走向没落，走向毁灭。不过这一切还是无时无刻地不断在发生。原来是国家，现在发展到企业、政府内部。 无论有过多少辉煌，无论有过多少磨难，一旦有了一个蛀虫生长的环境，再茂盛的大树也会枯萎，无论自己是多么不甘心，无论自己是多么后悔，还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外因影响了内因，这是对的，我们常常认为内因作用大于外因，这也是对的，只是我们看事物不要那样狭隘，那样单一。 一个领导要当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修炼自己的内心，同时还得防范外在的“敌人”诱惑。稍不谨慎，就有可能被外人拖下水，就有可能走上不归路！清醒JIANCHAGUANSHOUJI检查官手记 清醒二 ——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1.第一条死路——家人缠死 我们对落马的干部进行调查发现，受贿者的钱或物80%都是由妻子、儿女、情妇等代收的，由自己亲收的不及20%。贪婪者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有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搜刮民财，直到把老子搞垮为止。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现今不少领导的妻子、儿女、亲戚都纷纷打着领导的名号来承包各项有利可图的工程，要是谁敢说反对，显然是跟该名领导过不去，言语间带点恐吓和威胁，告诉该人结局是吃不了兜着走！善哉，胆子小的下属，恐怕也只得乖乖受命了。 我时常跟我老婆打招呼，除了我的故交好友，任何人来送东西，都是不能收的，最好是不让他进门。一次，一位年轻警官通过找我依法合理地给他解决了一个问题，给我送了一瓶高级酒和两条香烟，由于我没在家，他放下东西就走了，我爱人要推辞都来不及。我知道后，要我那位朋友叫送礼的小伙子自己将酒和烟拿走了。我的老婆和孩子都相信我说的，没有亲情和友情的礼物是别人对你的应付，太俗气了；与履职有关的礼物收了更让人心神不安，太压抑，钱多有钱多的过法，钱少有钱少的安排，我们还是过点安宁的日子吧。 我深知，一个贪婪的领导背后必有一个贪婪的女人！许多事实都能证明： 成克杰受贿的过程就是李平收钱，回来向成克杰交代任务，再由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婪者。 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有人来串门，慕绥新将客人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钱，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 “欲送之礼，何患无辞。”婚丧嫁娶、孩子生日都是送礼的理由：“领导干部的‘后院’，是值得重视的反腐阵地。” “我如果有一个好的爱人，如果她及时提醒我，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很多东西(指受贿的事)受她影响，我讲她也不听。”一个贪婪的领导背后，必然站着一个贪婪的妻子，反腐败的后门同样需要关严。正如一位腐败分子的黑色幽默所言：“我的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你（妻子）的一半。” 某媒体载文，以“公路巨贪”毕玉玺的儿子毕波受审为由头，揭秘当前一种十分严重的腐败现象——“衙内现象”。 所谓“衙内现象”，是指一些当权者，特别是部分高级领导，通过让子女经商办公司，再以自己的权力施加影响，帮助子女大肆捞钱，实现“权力变现”。 这是一种比较隐秘的腐败方式，因而许多人乐此不疲地加以应用，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近两年查处的大案中，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纵容儿子程慕阳非法经商，江西省检察院原检察长丁鑫发利用职权为其儿子开办公司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原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姜人杰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提供便利等等，就是这种“衙内现象”的典型代表。 在民主法治的今天，出现这种封建社会里大行其道的“衙内现象”，的确是一种悲哀。在封建时代，当官的是百姓的“父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其子女利用父辈手中的权力，成为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衙内”，是可以理解的。 而现在，我们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民”与“领导”的关系早已颠倒了过来，人民是主人，是“衣食父母”，领导为人民服务得不好是要被“主人”问责、处理的。为“领导”的父母尚且如此，作为领导们的子女，怎么可能利用其权力影响大肆捞钱、欺压百姓呢？遗憾的是，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这足以引起我们的深思和高度警惕。 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主人”的监督权、决定权虚大于实，领导的权力缺乏有力的、有效的监督和制衡，为“权力变现”创造了空间和土壤。于是，“老子为儿子撑腰，儿子为老子捞钱”的“衙内现象”便得以粉墨登场。以老子的权力作后盾，有些领导的子女从事着一本万利的生意，在建筑、房地产、工程招投标等热门领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赚取大把大把的经过“漂白”的黑钱。“衙内”们不断成为其老子变相受贿、出卖公权的“道具”和“遮羞布”。 前段时间，有一位贪婪的局长被抓之后，不由得捧头大哭感叹道：“都是家人害了我。”此人曾经年少气盛，誓言将来当领导定要为百姓做几件好事。在他寒窗苦读，功成名就时，从基层，经过几年努力，初任地方领导，据说是一身清廉，当地百姓都是竖拇指夸赞。这样年年都得到提拔，升到了局长的位置。自他坐上局长的位置，四面八方的亲戚纷纷都抱住这棵大树乘凉，你来灌一碗迷汤，他来点一支迷香，再则加上枕边人的吹风，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以前的理想和抱负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手中握着方向盘，却不知朝哪个方向开，就糊里糊涂跟着他们一起走。 结果几年下来，他的私人账本里糊里糊涂地多了几千万元。待他被抓的那天，方才如梦初醒地拍打自己的脑袋。据说他被抓之后，他初任之地，有不少百姓前来求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看到的时候，也只有热泪盈眶而无语。这足可见，一位领导所做出的成绩，对平头老百姓来说，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铭记于心。 一位领导如果想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少发誓言，少喊空口号，埋头办一些实事。再则还是先管好家人，如果放纵家人的行为，迟早会被家人拖下水去，在污水里一起游泳。 可是作为一名领导要想“管好家人”并非是一件易事。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权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难看出，在现今民主时代的中国，不少领导依然还有这样的情结，把手中的权力私有化，绝对化。 比如说老子在某地当地方领导，在老子管辖区内其子女必定要享受各种特殊化，因此培养了不少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娇小姐”，在人前耍威风，动不动便抬出该“领导老子”的名号来吓唬人！自然，寻常平头老百姓见这些人就像躲瘟疫一般，远远躲之。这并非是害怕，而应该是一种无声的讽刺！该“领导老子”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没看到。就算被人揭露出来，便会演一出一问三不知的好戏。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周总理私下定的“十条家规”：一是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二是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四是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许请客送礼；六是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是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是生活要艰苦朴素；九是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些家规，不知让现今多少领导汗颜而无地自容。 贪廉一念间，荣辱两世界。不要总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觉得有保护伞保护，自己行为隐蔽就没问题。有些贪婪的领导，一有人出事，就寝食不安，到处打听，这个人交代了没有，都交代了谁，深恐把他也说出来。警车一叫心惊肉跳，半夜有人敲门，后半宿就睡不着了。何必呢？ 有些干部之所以成为腐败分子，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使是“曲线受贿”，其间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暴露出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防线，也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地。 共产党员的楷模郑培民。当有人“送礼”时，他不仅拒绝而且批评。于是，有些人又把贿赂的“枪口”对准了郑培民的妻子。而郑培民的妻子说得更是绵里藏针：“你们这是给我们送错误啊，快拿走！” “送错误”，说得多有诗意，同时也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危险。倘若来者不拒，一个“错误”加上又一个“错误”……许多“错误”累积起来，就会铺成曲径通“牢”、通“死”之路。 身居高位的领导的家人，倘若贪得无厌，或来者不拒，就是害了自己所爱的人。所以，家人若真爱他，就不要贪图眼前蝇头小利，而将自己爱人的大好前途毁于一旦。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2.第二条死路外人送死 我当了副检察长后，始终坚持与自己有感情交往的朋友可以礼尚往来，对看到我的职务与我交往的人绝不掉以轻心。这种人逢年过节，以给小孩“压岁钱”或其他名义的几百元、上千元钱，我是坚决予以谢绝的，我不怕得罪人，不怕感到情面难却，不怕伤了对方感情。 我深知这个防线一旦松懈，正如女人和男人一旦有了第一次，就必然会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来，逢年过节给我送钱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会逐步增加。我是当过兵的，我知道防线的重要，防线一破，兵败如山倒！所以，一定要死守住第一次。 良好的习惯，是一个人终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财富。 我平时没什么爱好，帮了许多人的忙，别人总想感谢我。我又不收别人的红包。于是他们就想邀我打牌，甚至拿上几千元底金，并说，赢了是你的，输了是我的。 我总会当场拒绝说：这个使不得。我一个月就那么点钱，我要养老婆孩子的。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我也是个男子汉，我能经常厚着脸皮拿别人的钱去玩吗，你的好意我领了。 如果不能自己把持住自己，拿了人家的钱，无论输赢。还要记住人家的情，这为以后办事公正留下麻烦。我认为，这样被带入进去了，不值得。一个人只要不贪人家的钱财，就能行得正。我从来没有想要非分之财的欲望，因为我自己也不愿随意送别人什么东西。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吃得菜根，百事可为。你能吃苦，你什么境况都能对付。我是吃过苦的人，是从苦中泡大的人。所以，我当领导这么多年，从不铺张浪费。而且，我还时常对儿子说：别想入非非，别老做白日梦想过好日子。 人生是由定位决定的。习惯、性格都是由定位决定的。你有怎样的定位，就有怎样的人生。不过，人说到底是俗物，血肉之躯吃五谷杂粮自然少不了七情六欲。 有欲望就有了故事，爱好就是人生这部长篇小说里的一个不断出现的细节，她的点染让枯燥的日子有了色彩。爱好便是情趣，没有爱好的人肯定让人生厌。 细细一想，世上找不出一个没有一丁点爱好的人，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爱好是发动机，能让人弄出大事。爱好也是粉碎机，外人投其所好，好多本来不错的领导一下摔成了腐败分子，甚至命丧黄泉，也都是爱好惹的祸，是被外人活活“送死”的。 爱好是当领导者的一根软肋，想利用你的权办事的人大多都盯上了你的爱好。 你爱钱吗？好办，信封里送，逢年过节意思意思；你好色吗？送你公关美女；你爱打牌吗？故意放牌让你吃给你点炮；你爱跳舞、你爱旅游、你爱靓车、你爱喝酒……好办，只要花钱没有过不去的关，什么都不怕，就怕你没爱好。 万一你没有俗人的俗好，也能想出办法。譬如说厦门走私案中那个只爱好书法的领导不是也收了人家几万块钱的极品书吗？ 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案例： 防线一旦松懈，就会一发不可收拾。1991年5月开始，某领导先后担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此领导对他们个人及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在春节期间以拜年为名义给他送钱。他虽然也拒收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 现在他知道，这世界上“靠得住”的人是永远不存在的！而当时他是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的，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同时，还一味认为自己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收取了他人钱财，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他的问题不容易暴露。 我认为，现在过年过节的送礼活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链条。从送礼者的刻意为之，到送礼者的有所求，再到受礼者的坦然接受，最后到中间环节上的各色人等，有人说“送礼经济”甚至以一种一年上一个台阶的气势在腐败中越爬越高。 一位经济学家把中国的拜年队伍分成两支：第一支基本由各级领导组成，他们下乡、下工厂慰问职工和群众；第二支既有基层领导、职能部门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也有纯粹的经商者，他们专门跑领导机关，跑垄断行业的决策机关。 给上级部门和领导送礼是个很大的学问，因为你送轻了，人家会觉得你没有诚意；送重了，又容易给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出奇出新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 现在直接把礼物和钱拿到领导家，领导不一定收，这里的变通之法，就是通过组织玩麻将来送现金。 不仅是机关和企业送礼成风，许多外国企业在年关来临之时，也入乡随俗，对各个相关部门进行礼品攻势。 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一个送礼产业链。而作为源头的产商，在中国的几个重要传统节日，都会产生出一些充满噱头、价格远远高于价值的产品。 从宏观上讲，“送礼经济”的出现，带来了三大颠覆： 一是对社会良性供求关系的颠覆。在这个购买链中间，出现了隐性交易的成交量大于显性交易的情况。一次送礼，显性的交易货物是一盒藏着金表、手机的月饼，或者是一块镶着戒指的年糕；而隐性的交易物，却往往在这些之外，可能是一个职位、一份合同，甚至简单说，可以是目前权力场上的任何东西，甚至只是上级的好印象。 二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更是对整个社会人际关系和道德基础的颠覆。“送礼经济”的核心，就在于采取了一种看上去合法的方式，模糊化地处理原来的行贿、受贿以及道德低下的问题，让它们变得貌似合法。 三是“送礼经济”的出现，是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颠覆。这种“送礼经济”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多少礼品从前门送入，又完好无暇地从后门卖出。而失去了隐性价值之后，礼品就变得毫不值钱，在这些礼品上附加的各种价值，也随之流失了。 据报道：四川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受贿案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 送礼不等于腐败，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但腐败肯定包括送礼，这也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实。当今社会，当领导的最大难处就是无法抗拒别人的送礼。你要拒绝了人家的好意，你就拒绝了工作，拒绝了关系，拒绝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拒绝了别人的礼物，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与和谐，伤害的是人家的面子，损失的是自己的利益。 在今天的权力场上，收或不收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有些地方不收礼倒是有些麻烦：你反潮流，你是个异类。你不收就是见外了，就不够朋友，就不是自己人。你廉政，就说明你不是咱们一伙的，在政治舞台上，你就得出局。这种现象甚至已经不是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在某些地方形成了“潜规则”。 洁身自好，说起来只要嘴皮一碰，可要真做到的确不易。领导来自老百姓，从某种程度上又不是老百姓，自然应该约束自己的爱好，学学那个爱好吃鱼的古代官员，当别人送鱼时他死活不要，他说得好，要想以后天天有鱼吃，就得先不吃别人的办事鱼。 但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以后，才会真正明白，凡是投你所好，给你送这送那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骂你、恨你、咬你。 贪婪如同吸毒，一旦患上就难以戒除。另一方面，还须切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不管采取什么伎俩来隐蔽，手段多狡猾，隐藏得多深，即使逃脱了法律的处罚，但只要良心没泯灭，终究逃脱不了良心的谴责。 “追求有品质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品质”，腐败分子陈家荣的这句告白，对更多的人仍是警醒。 “给我送钱的，都是我的熟人、朋友，都是出于对我和家人的关心”，这就不由得让人疑问，为什么贪婪的领导的所谓熟人、朋友仅仅关怀贪婪的领导，为什么人家要关心你而不是其他人，显然，人家看中的是你手中的权力资源。其实，所谓的熟人、朋友一点也靠不住，正如另外一位被惩处的干部所总结的那样：“总结来总结去，总结出一句话，就是：铁哥们儿把铁哥们儿送进了铁笼子。”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3.第三条死路同人拖死 只有到了看守所之后，才知道阳光的珍贵！ 看守所一个上边没有盖的小斗室。放风时，犯人得到的阳光太少，阳光瞬间就从一个犯人的脸上移走，跑到别人脸上去了。 在滥用权利、疯狂敛财时，温暖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新鲜的空气，皎洁的月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美丽的花朵等等美好的景致在他们眼里几乎没有审美价值，饕餮权利和金钱在他们看来很惬意，很美。失去人身自由，仅仅因为一缕阳光，也要向组织提出请求，要知今天，何必当初呢？ 在此，我要送贪婪者一首改编的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贪欲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再讲一个寓言故事： 狼对农家的猪、羊、鸡、鸭已经盯上好久了。但是保护猪、羊的是狗，老是瞪着眼睛看守在门外，又有什么法子呢？于是，不得不向狐狸求救，并且保证，只要狐狸设法帮助它把农家的猪、羊、鸡、鸭弄到手，情愿平分。狐狸满口答应了，因为它也乐意吃肉啊！ 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人们正在酣睡，狗在农舍周围巡逻，狐狸鬼鬼祟祟地叼着块肉骨头穿过篱笆，悄悄地走近狗的身旁来，狗嗅到一股臊气，警惕地竖起耳朵，刚想要扑向前去，这时，狐狸早已吐下骨头，压低嗓子，娇滴滴地说：“狗大哥！请不要声张，是我，我是最崇拜你的。你的勇敢、勤劳的事迹，被人们编成诗歌到处传颂；你的名字，简直是一面光辉的旗帜。遗憾的是，我们过去各处一方，无缘见面。今天路过这里，特地登门拜访。这根肉骨头就算是微薄的见面礼物吧！要是蒙你不弃，我衷心的愿意跟你交个朋友——有了你这样一个英雄朋友，就是狮子见了我也会肃然起敬的啊！” 狗听了狐狸的这番话，打心眼里高兴，几乎有点飘飘然了。何况喷香的肉骨头正使它垂涎欲滴呢！它完全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对狐狸客气了两句之后，便贪婪地叼起骨头嚼起来。这时，狐狸低声说：“好朋友，你这样咯吱咯吱地嚼，要是让你主人听见可糟了！走，咱俩到小树林去，那里我还有许多骨头呢。” 当狐狸和狗正在附近的小树林里有说有笑、大嚼大吃的时候，狼已经钻进羊群，把一头肥羊拖走了。 第二天晚上，狐狸就向狗威胁地说：“蠢东西！你懂吗？从此以后，你必须允许我和狼随时从农舍拖走任何猪、羊、鸡、鸭，同时，你还要替我们警戒，否则，我们就会把你的事向主人告发。瞧着吧，人们不会饶了你的！可是，只要你答应我们的要求，那么，我们有了吃的，也不会忘了你的啊！” 狗终于被狼和狐狸乖乖地拖下水去了，可是，不久，它们的秘密勾当就被人们发现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则寓言的名字是“狗是怎样被拖下水的”。在现实中，我们的许多好领导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犯罪的过程吗？ 我退下来后，有一次，因为给一位担任负责干部的朋友的亲戚帮了点忙，这位朋友一次送我几万元钱。当时我家中正遇经济危机，正需要用钱，但我没收，坚决不收。我若收了，别人会怎么看我——一个老同志退了帮个忙可以收这么多的钱，在位时还不知收了多少钱。我需要钱，但是我怕毁了我一世的清白。为了几万元钱，就毁了，实在不值呀！几十年都过来了。回头一想，就算饿死，这种钱是收不得的，何况，还饿不死。 我喜欢钓鱼，有位同人受人之托想送一根高级渔竿。我坚决不要。 我说：鱼又不分贵贱，更不会追求高档。什么渔竿上的钩它都会咬，渔竿只要能钓鱼就行。 那人感叹道：难得呀。我找人打招呼，许多人还没办事就直接开口找我要钱。我今天算是开眼界了。我还是第一次没把渔竿送出去。 我一生是很心安理得的。我若有被举报信，那百分之百的要被“双规”了。 叶某是一位多年在培训党员干部的岗位上工作的干部，最终却在“糖弹”面前败下阵来，卷入收受贿赂的旋涡。事到临头，他才明白，权力一旦成为为他人谋取私利的商品，无论谁从事了这种权钱交易，其结果注定都是失败。 办案人员曾这样评价叶某：虽涉嫌受贿犯罪，但他却是一个比较正统的人。那么，这样一个正统的人又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很值得人们沉思和玩味。在很多落网者的背后，都曾有一个或一帮下属把他拉下水。叶某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以说，是他的“同人”唤醒、培育并催生了叶某的欲望；同时，也是他的下属把贪婪的“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使其欲罢不能，就像上面的狼和狐狸对付狗的手段一样。 那是2001年元旦前一天晚上，叶某的下属、党校副教育长兼成人教育部负责人方某来到叶某家里，寒暄了几句后，方某掏出一个装有2万元钱的信封。他对叶某说：“叶校长，你在成人教育部工作上花了很多精力，很辛苦，这是你的报酬。”尽管叶某也曾拒绝收钱，最终，还是被巧舌如簧的方某说得心动了，来了个下不为例。这2万元钱是他平生第一次收下的不义之财，他也是第一次领悟到权的威力。 话说叶某收下这2万元，心里仿佛揣了个羊羔般忐忑不安。他手里拿着2万元钱，不知这最终是福还是祸？不过，贪欲还是战胜了理智。 俗语说，“欲要取之，必先予之。”这是引人上钩者的惯伎。方某为加深与叶某的私人感情，捞取自己的好处，便频频向叶某射出“糖弹”。可以说他们一个是老于世故，一个是贪欲膨胀。两者的结合，终于导致叶某走向罪恶的深渊。 有道是：人家给你钱，你就得听人唤。金钱往往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改变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叶某正是这样被“同人拖死”的典型。 看看腐败分子的理论：我为什么敢腐，制度我不怕，那是写在纸上给人看的；群众我也不怕；就怕上面的人不腐，上面的人只要有一个腐的，咱就不怕。这话说到点子上了，王怀忠之流边腐边升时我们的制度又在哪儿呢？俗话讲：“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就是腐败屡反不尽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的腐败为何久拖不决，因为上面有大人物罩着，大人物不倒，小人物自然倒不了，“朝中无人莫当领导”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些大人物和小人物是利益共同体。看看曝光出来的腐败案有几个是单干户的？先时是“共同富裕”，出事了是“有难同当”。俗话说“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权钱交易成立后，人家犯事了，没留神，自己也被牵扯进去了。 千万别让那些卑鄙之人拖你下水。我这一生总算过来了，没有在这方面给出被人算计的机会，没有被人拖下水。我的办法很简单：平时，我只要发现某个同人或所谓“朋友”、“熟人”有问题迹象了，我就会决不再与他交往。自己首先把这扇“拖死”之门堵死。 谨记：对一个人品质的判断，不仅取决于他所结交的人，还取决于他拒绝和什么人来往。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4.第四条死路小人捧死 有一则“狐狸与乌鸦”的寓言故事，大概人皆能详，妇孺皆知。 故事讲的是狐狸想吃乌鸦嘴叼着的那块肉，却无奈乌鸦站在高高的树枝上，于是狡猾地心生一计，鼓动如簧之舌极尽吹捧之辞，又是夸乌鸦的黑西装如何如何有气质，又是夸乌鸦嗓子如何如何嘹亮，又是夸乌鸦唱歌如何如何动听，直把乌鸦夸得心花怒放，嗓子眼儿发痒，忍不住张开小嘴要唱上一段儿。如此一来，那块到嘴的美味自然落入了狐狸之口。 狐狸所耍弄的，不过是拍马屁的招数，却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夺人之食，可见拍马屁之功效。乌鸦赔了美味又丢面子，在于不谙马屁之危害、狐狸之企图，而一些人明知对方不过是阿谀奉承，也明知拍马屁者用意何在，却乐于自欺欺人地接纳享用，这岂不比乌鸦更为可笑？ 拍马屁实为贿赂之一种。我们一般将贿赂理解为用财物买通他人，实则不仅仅如此。不花一分钱便能“空手套白狼”，单凭三寸不烂之舌便能达到某种不光彩个人目的的事情并不鲜见。 看来，用财物买通他人和用花言巧语糊弄他人，虽手法各异，但出发点相同，结果相同。故而，拍马屁同样是一种贿赂，如果将前者称作“物质贿赂”的话，那么拍马屁便是一种“精神贿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首先是因为有“需求”。人都有弱点，人都爱听好话，尤其是拍得十分到位的话。 个别领导干部爱慕虚荣、喜欢自我膨胀，但自己来标榜毕竟太露骨、太低俗，倘由他人代“劳”，岂不妙哉？“水平”高的领导干部是不屑于自弹自唱的，所以他们需要“吹鼓手”，需要精神“按摩师”；其次是有“供给”。 众所周知，行贿者的诀窍是“欲取之，必先与之”。但“与”什么、怎样“与”，却大有学问。“银弹”、“肉弹”的威力自不待言，但这种“与”有可能招致牢狱之灾，风险实在太大。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既避免风险又达到目的呢？有，这就是专给那些热衷“政绩”、爱听好话的领导干部去充当“吹鼓手”和精神“按摩师”。既然存在供求关系，“精神贿赂”的市场便应运而生。 “精神贿赂”花样百出、手法多变，有专家归纳了常见的有如下三类： 一是溜须拍马，胡吹乱捧。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的领导喜欢附庸风雅、舞文弄墨，却又缺乏功底，其“大作”即便语无伦次、词不达意，也会被吹捧成字字珠玑、力透纸背；其“墨宝”即使毫无章法，让人不忍卒睹，也要被捧为笔走龙蛇、气象万千。每逢上级到场，必被冠以“亲自”、“百忙”，领导即便信口开河，也被尊为“重要指示”、要“认真贯彻”；领导偶染微恙，则肯定是“忧国忧民、呕心沥血”所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说者虽然不免肉麻，闻者却不无快意。久而久之，说的和听的相互受用、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一场不露声色的精神贿赂就这样成交了。 二是察言观色，投其所好。 有的人把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庸俗化。如果领导有想说而不便说、想做不敢做的事情，这种人就会殷勤备至、越俎代庖、“先斩后奏”。有的为领导代笔著书立说，有的为领导违纪违规牵线搭桥、充当掮客。比如，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一心想把自己包装成开拓进取、年轻有为的干部形象，立刻就有人替他写文章，谈中青年领导干部的人生观、荣辱观，讲城市战略新思考，等等。“吹鼓手”和精神“按摩师”根本不管什么实事求是，什么客观公正，他们真实意图是狐假虎威、拉旗作皮。只要有利于自己的仕途经济，管他什么“清白的领导”、“贪婪的领导”，一律照吹不误。 三是文过饰非，不讲原则。 凡是领导说的，都是好的；凡是领导写的，全是高的；凡是领导做的，就是对的。他们只会一味地为领导评功摆好，大唱赞歌。如果领导犯了错误，他们不是进行严肃的批评帮助，而是百般辩解或干脆代为受过；甚至对那些明显违背原则的错误言行，也不抵制、不斗争。比如有的领导干部津津乐道于消极颓废、庸俗低下的所谓“段子”，却被誉为幽默大家、语言大师。而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人们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怪状：积极健康的思想、工作上的论争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阿谀奉承和评功摆好，党内重要思想武器之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变成了肉麻的“表扬与自我表扬”。 还是那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问题在于，清心寡欲者也会有爱好，不爱钱的，不好色的，他可能喜欢附庸风雅，比如玩玩书画什么的。所以这精神贿赂屡试不爽。 “精神行贿”者与受贿者仅仅是精神交易吗？显然不是。他们实际上是拿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交易。“精神行贿”者出卖的是自己的灵魂和人格，得到的是奖励和提拔；“精神受贿”者支付的则是党性和原则，得到的是虚名以及由虚名带来的种种实惠，而受损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一般来说，人总是喜欢听好话的，希望自己的优长得到别人肯定，所以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落入某些别有用心者的“温柔陷阱”。现实生活中，也确有那么一些人对逆耳忠言听不进，对甜言蜜语和恭维式的“高帽子”却听得津津有味、乐于笑纳。像这样的人，最容易上当受骗，直至被小人“捧死”。 一位哲人说过：“阿谀是一种伪币，它只有通过虚荣心才能流通。”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虚荣心作怪，才经不起精神贿赂的诱惑，逐渐由半推半就，到来者不拒。要使自己不掉入“温柔陷阱”，就要提高对“精神贿赂”的警惕，时刻保持一副清醒头脑。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做到闻“褒言”不喜；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尤其善于听逆耳之言，做到闻“诤言”不怒。同时，对那些逢迎拍马者大胆批评，加强教育，这样才能使阿谀奉承之徒、不学无术之辈无立锥之地，才能不断树立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使自己少犯错误。 警惕“精神贿赂”还要在各种考验和诱惑面前，管得住自己。无数事实证明，那些经受不住甜言蜜语奉承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心态失衡、贪心太重，在各种诱惑、考验面前沉不住气、稳不住神，贪恋其所谓“美名”而失大节。把心管住，就要多看前车之鉴，多思警示之言，多想贪欲之害，为自己筑一道牢固的思想堤坝，这样才能在心态上少一份急躁与轻浮，多一些自警与自律，不被“褒言”迷惑，不被蜜语熏心。 最后还要讲究精神生活品位，追求崇高，保持高洁。领导干部的精神生活品位，不仅关系到个人的生存质量，更关系到能否履行职责、执政为民等事关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 精神生活品位提高了，就会立志有所作为，把心思用到干事业上，就不会去想那些沽名钓誉的事情，也就不会给那些别有用心的阿谀奉承之辈以可乘之机了。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5.第五条死路恶人害死 2003年12月29日晚，郴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肖鹏金在郴州宾馆遇害。作为一名市政府领导被杀，不少媒体做出报道后，顿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成了人们饭后茶余的谈资，成了人们心头上一块拂之不去的疑云。人们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2004年1月1日《潇湘晨报》又对此事作了追踪报道，肖鹏金的致命伤在后脑部，整个头部有十多处伤，是用钝器猛击头部致死。 据悉，专案组对当天与肖鹏金有过接触的人进行了调查、摸排，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起初怀疑情杀的可能性逐渐减小，案情一时陷入僵局。 警方同时还发现，肖鹏金身上携带的3000多元现金分文未动，公文包也未出现被翻过的迹象，从中可以看出不是劫财，估计是熟人作案，歹徒作案异常狡猾，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案情的蛛丝马迹。令人不解的是，作案分子能从容地出入宾馆不被发现，在短短的几十分钟内，作案后能迅速逃离现场。 如果劫财和情杀的可能性不大的话，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有人曾做过以下的推断： 其一，是不是由于争权夺利被人杀害。这几年权力场中人因争权夺利被人杀害的例子屡见不鲜，不在少数，有些人对对手构成潜在威胁后，尤其是在积怨很深的情况下，常常会采取铤而走险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这一点人们不能忽视。当今，权力场中人雇凶杀人已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作为警方应该在这方面做做文章。 其二，是不是存在幕后权钱交易的问题。据悉，肖鹏金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郴州市政府工作，分管城建、消防、规划等。肖鹏金分管城建工作，这一点尤其应该引起人们的关注。城建工作，从目前来看是一块肥肉，这种管理城建的肥缺部门往往成为权钱交易的“事发地”，也最容易成为承包商争夺的焦点，特别在发包工程上，是否存在着暗箱操作问题，如果有，会不会是因为照顾一方而伤害了另一方，这也恐怕是一个突破点。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人被杀，除了图财害命的情况以外，总有一些幕后的隐情，或争权夺利，或争风吃醋，或暗地交易。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这种被杀的幕后隐情应该引起人们的正视，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透过这种幕后隐情，人们应该受到一种警示：多行不义必自毙。 “甘肃临夏法院刑庭庭长一家四口被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六口惨遭灭门”、“北京丰台区林业局副局长夫妇别墅内被砍死”……这是短短半年时间，接连发生的几起直接以领导为加害对象的凶杀案。几起案件都存在凶手杀意浓烈、手段残忍、非斩草除根而不快的共同特点。 按照常理，对于不幸遇难的死者，不管是何种原因，公众都应抱有悲悯之心，但几起杀领导案的背后，老百姓对领导之死的态度，却极为发人深省。 在报道相关案件的网站的BBS上，奚落死者、称道杀手的帖子却大行其道。一些充满了快意恩仇和恶毒诅咒内容的帖子被悬红“置顶”。而网友对案情中披露的死者的财产数量是群起而攻之。“这样的腐败领导就该杀，死了活该”之类的言论被人一顶再顶。 而制造如此恶性刑事案件的杀人凶手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而让人三思的是，在近年来不断爆发的杀富、杀领导案中，这种心理隐隐然有成为主流或潜意识反应的趋势。大众心理似乎正在形成一种非常可怕的“凡富皆不仁，凡领导皆不廉”的极端定式。 这种心态势必严重危害社会和谐，导致人际关系紧张，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引发社会阶层间对抗，最终瓦解社会的凝聚力。有“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的人对富人和干部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视为对立面，在思想和感情上疏远。 毫无疑问，“仇富”“仇领导”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但原因并不全在公众身上。追根溯源，“仇富”和“仇领导”心理是受权力与利益“苟合”所激发。而这种“苟合”的存在侵害了普通公众的利益，结果，只要其中有一名领导以权谋私，所有领导都要承担“腐败”的骂名，只要现实中还存在权力和利益的苟合，“仇领导”的阴影就会始终笼罩在所有领导的头上，而某一领导的非正常死亡就成为“仇富”“仇领导”情绪宣泄的出口。 一个权力场中人，如果不能洁身自好，公平合理地处理各种问题，如果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的工具，遭到他人的暗算，被“恶人”害死就在所难免。 做人要讲良知，当领导要讲领导干部之德，一个领导干部如果无视党纪国法，胡作非为，除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外，还可能会成为一些人的报复对象。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当把权力演化成一种权力寻租手段的时候，杀身之祸将会随时与你相伴。 当然，许多领导的被杀案，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死得扑朔迷离而就怀疑一切，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他的死的的确确有着一种幕后隐情。 透过这种幕后隐情，应该带给人们一些深度思考的东西。正视干部被杀的幕后隐情对于端正党风，净化社会风气，对于警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都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这种幕后隐情常常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晴雨表”，正视这种幕后隐情，能及时化解很多社会矛盾，这一点不容置疑。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6.第六条死路罪人咬死 分析近年来贪婪的领导干部“出事”的轨迹，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大多数贪婪的干部，都是被“咬”出来的。本来干得好好的，该开会开会，该讲话讲话，该考察考察。可是突然有一天，“进去”的人撑不住了，于是就“乱咬”一气，又说给谁送过钱，又说谁也受过贿。这么重要的证据，专案组总不能不查吧？结果，“咬”上了谁，谁就开始“倒霉”。 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等人的案件是一起严重失职渎职、以权谋私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件。他在药品监管工作中，严重失职渎职，利用审批权收受他人贿赂，袒护、纵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违规违法，性质十分恶劣。他终于落马了。 据报道称，郑筱萸儿子郑海榕因涉嫌此案，被有关部门采取措施。郑筱萸的妻子刘耐雪也被有关部门调查。一家三口悉数涉案，其背后形成的权钱利益链亦显现出来。 另据知情人称，关于刘耐雪母子的举报信堆了很多，“他们一家三口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利益链，药品、医疗器械通吃。有关领导已经表示要彻查到底”。此前，郑的两任秘书郝和平、曹文庄先后被逮捕和“双规”，秘书在里面“咬”出了他。 原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案，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一个叫李满林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头目，2001年12月就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逮捕。此后的几年，他也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看守所里。 但当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一审判处李满林死刑时，他的情绪就立即失控了，随即“咬”出为自己多年来提供保护的临汾市公安局局长邵建伟，称自己曾给邵送过“重礼”。接着，受贿总额达到480万元的邵建伟就“进去”了。刚开始，邵建伟也盼着“靠山”来救自己，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尤其是当检察机关决定对其提起公诉时，他就彻底绝望了，发现只有“揭发他人”，“有立功表现”，才能得到“从轻处理”。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咬”出了他的“上线”——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说自己不仅给他送过一块价值5.7万元的手表，而且还送过10万美元和2万元人民币。真可谓贼咬一口，入木三分，侯伍杰再神通广大，也难有回天之力了。 腐败窝案往往是小人物咬出大人物、小“萝卜”带出大块“泥”。拔“萝卜”似乎成了带出“泥”的必然过程、有效手段。这些人一旦被“双规”或被逮捕，为了得到从宽处理，即便原先是贴身的秘书、发过誓的“铁哥儿们”、同床共枕的配偶、血浓于水的子女，都会咬出一大串人的。 也可能有人不解，想当初，不都是“铁哥儿们”吗？不都是“老部下”吗？不都是“天知地知”、“两肋插刀”吗？不都是“烂在肚子里也不说”吗？怎么一有风吹草动，就把“大恩大德”和“哥儿们交情”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一个人只有在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才会真正明白：凡是为巴结而给自己送钱的朋友，都不是真正的朋友。他讨好你、巴结你、奉承你、吹捧你、关心你、顺从你，为的都是你手中的权力。一旦你不能满足他的要求的时候，一旦你不能再对他提供保护的时候，他马上就会反过来恨你，骂你，咬你。 “咬”也是为了自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贪污或受贿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如果按照刑法规定量刑，就会导致大量的贪污者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要想减少刑期的唯一办法，就是揭发他人以立功。而在他们的周围，或多或少都有贪婪的人，或者是他的下级，或者是他的上级。 于是，张开嘴来“咬”这些人，就成了贪污者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管他提拔过自己还是帮助过自己，只要有把柄在我手里，我就“咬”你。“咬”当然对惩治腐败工作有利。如果这样一级咬一级，科长咬出处长，处长咬出局长，局长咬出书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一大片，一抓一大串，贪婪的领导们就再没有好日子过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怕“咬”。没吃过你，没喝过你，没接过你的钱，没拿过你的东西，你再愤怒，再疯狂，再乱“咬”，也“咬”不到我身上。 可见，要想不被人“咬”，就得别让人抓住把柄。别看那些人来送钱时点头哈腰，卑躬屈膝，背地里不定咋算计你。 事不办，他不满意；事办了，他也不满意。因为在他的眼里，与你进行的只是一种交易。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好我好；一旦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怎样出卖你以保全自己。 清醒二：警惕他人为你铺就的七条死路 7.第七条死路旁人带死 上面谈到的“咬”，一般都是小的“咬”大的，而这里的“带”，一般都是大的带出小的。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事实证明，不管小“萝卜”、大“萝卜”，总要或多或少地带出一些或大或小的“泥块儿”。 吉林省有一个县公安局政委，就是被一个盗窃团伙带出来的。 曾经有一个这样离奇的故事。一个11岁的流浪儿在某大城市一个菜市场偷一位妇女的钱被捉，并被送往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流浪儿谎称：他是一个有一百余人组成的盗窃集团的人，为首者是一个老头儿，并称他知道他躲藏的地方。民警不敢怠慢，带着孩子走街串巷搜寻。一日，在一条小巷恰遇一老头出门，孩子上前指认，民警旋即扣住老头并立即到老头住的室内进行搜查，当场发现室内到处都放着钱。后经追问，此人并非盗窃集团头目，而是一位退休多年的七十年代的区知青办主任，其钱财都是从渴望得到安置的回城知青手中收受或者夺取的。这个人简直太不走运了。他居然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11岁的流浪儿随意指认出来的。 简直是天意！这是被无关者带出来的，下面再看看被有关者带出来的人。 “刘先超被王有杰一案带出来了！这真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呀！”农历正月里，在河南省郑州市，不少人在街头巷尾议论的不是过年的话题，而是郑州市热力总公司原总经理、郑州电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白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刘先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话题，因为他与河南大贪郑州市委原书记王有杰是“一窝”的。 反腐败中“拔出萝卜带出泥”，是当前反映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也是反腐败斗争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其意是指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腐败问题，查处一案带出一窝，倒下一人牵出一片的现象；其特征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为谋取私利，利用手中权力和地位影响，构筑家族权势和利益关系，形成的腐败网络。其特点是具有共同追求私利的团伙性；相互包庇、吹捧、遮掩，集体腐败的隐蔽性；一损俱损，一荣共荣的结党性；藉权营私的自利性；乱用和递延权力，谋取和扩大利益的“寻租”性；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破坏性。 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带坏家人亲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公然违反党中央关于管好配偶子女的规定要求，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把妻子、子女安排到重要部门，有的为子女经商办企业大开方便之门，还有的不顾党的任用干部规定和程序，不管七大姑八大姨等亲属的素质、能力和资历是否符合条件，都封个领导、给个职位，任这些人利用其地位和权力影响，大行腐败之道，其结果是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家人亲属，如，王昭耀、李嘉廷、程维高等腐败高级领导，大搞裙带关系，为家人亲属大开腐败之门的事实，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带坏部属。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旦搞腐败，不仅会使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且还会带坏部属。如沈阳的慕绥新、马向东，黑龙江的田凤山、韩桂芝，浙江的杨秀珠等的腐败大案，无不是一案牵涉几人、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造成恶劣的影响，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政风。 三是带坏了社会风气。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影响力、传导力极强，如果腐败，不仅会毁灭自己、亲属、部属，而且还会影响败坏所在地区的社会风气。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倒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他长期工作过的广西平均每个月就被查处一个县(处)级以上贪婪的领导，而且这些人有的与其并没有什么利益关系，被媒体称作“广西现象”。 可见，党员领导干部对本地区社会风气的影响巨大，起着根本性的作用。这充分说明，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大搞腐败特别是利益集团式腐败的消极影响，绝不能低估。任其发展，就会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危害党的执政地位，破坏政府的公信力，侵犯政府的廉洁性，人民政权就会严重不纯和发生动摇。 出现腐败的“拔出萝卜带出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既得利益”、任人唯亲、宗法思想等封建残余的历史影响，也有“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万能”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现实侵害，既有扩大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有监督制约机制失衡等问题，既有一些地方党内政治、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也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权力观的错位。 最根本还是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在政治上背叛了正确的理想信念，思想上完全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占了上风，行为上与党、政府和人民的要求背道而驰，组织上大搞宗派主义所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偶然”中包含着“必然”。贪婪者的最终下场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2005年原省贸促会副会长、佛山市委常委、南海区委书记陈仲元，被捕移送司法机关后深感忏悔。他对办案人员说：“我向你们认错，向省纪委认错、认罪和请罪。”并给组织写下了追悔莫及的信，其中的一段这样写道：“我一错再错，现在失去了工作，失去了自由，悔恨交加，面对的是漫长的牢狱生活。我应尽快调整心理，努力去面对这个现实。我要深挖犯罪思想根源，努力改造世界观，争取组织对我的宽大处理。”可惜，船到江心补漏迟。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手里有那么一点权力的人，能正确对待金钱观、利益观，抵制住市场经济下的灯红酒绿和“莺歌燕舞”般生活的诱惑与侵蚀，坚守党纪国法，真正俯下身子为民请命、为民解忧，抱着杏林们悬壶济世的心态去谋事、干事，就不必惧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清醒三 ——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常言道，“当领导是做一阵子，做人要做一辈子。” “人”字只有一撇一捺，但真正“写”好并非易事。明代学者高攀龙曾说：“吾立于天地间，只思量做好一个人，乃第一要义。”做人不见得非得顶天立地，但起码要对得起良心，如果你是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还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做人的含义宽如天海，深若渊薮，古往今来很多人都在研究它，每个人都在实践它。 做人要做健康的人和有价值的人。人有两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从自然属性角度来讲，要做健康的人；从社会属性角度来说，要做有价值的人。 健康有两重含义：一是身体健康，二是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是指人体各器官领导和系统的功能正常，它是幸福人生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有利于使人适应各种环境条件的变化，完成各种消耗体力和脑力的高负荷劳动，持久地释放出人体的能量，为社会为亲人也为自己作出更多的贡献。 心理健康，就是遇事想得开，提得起，放得下；能够沉着、冷静、理智地处理各种急、难、险、重的事务，能够正确对待个人的进退荣辱；在毁誉面前保持平常心，不钻牛角尖，不去走极端。 一个人的价值高低取决于社会和他人因为他（她）的存在而受益的程度。因此每一个人的综合行为结果，便呈现五种基本状态。 状态1：利人利己型。在个人的愿望和利益得以充分实现的同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也得到了充分实现。这是做人的最好状态。 状态2：损己利人型。虽然实现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但是却牺牲了个人利益。这是无私奉献者的做人状态。只有思想境界达到相当程度的人才会心甘情愿地进入这种状态。 状态3：损人损己型。在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自己。这是人们所唾弃的做人状态。 状态4：损人利己型。虽然实现了个人的愿望和利益，却损害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这也是社会不能容忍的做人状态。 状态5：功过相抵型。既有益于社会和他人，又有损于社会和他人；既有利于己，又害了自己。 可见，有价值的人是其行为状态处于利人利己和损己利人这两种模式下的人。我们倡导利人利己，崇敬损己利人，反对损人利己，唾弃损人损己。 要想使自己的行为模式经常处于利人利己的状态，没有好的人品和正确的是非观是不行的。 人品是指人的思想道德品质，古今中外，人们把下列基本特征作为构成人品好的要素：同情心、责任感、正义感、诚信、善良、热情、感恩、公平、尊重他人、勤劳、勇敢、宽容等等。构成正确的是非观的要素是：遵纪守法、爱国、敬业、团结、奉献、维护集体、国家和民族利益等等。 好领导的人品和正确的是非观，可以通过后天的修炼和学习来获得，我期望下面我的这些当领导感想对读者提高自己的品质、素质有所帮助。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1.做人决不装孙子、装正经、装模作样 清醒三 ——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1.做人决不装孙子、装正经、装模作样 我这人向来说话直截了当，开诚布公，直奔主题。 在一个讲效率的国家，对一个讲效率的人来说，说话才有可能直截了当，开诚布公，直奔主题。西方人为什么说话那么直截，因为他们骨子里都有一种速度观念存在，一种法制和追求真实的观念存在，所以才会直截了当。 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要直截了当是很难的，我们有着重人而重于事的传统，讲究与人相处的艺术，就得照顾人的情绪，就得说话含蓄、转弯抹角、旁敲侧击，就得讲究分寸，拿捏火候…… 总之，我们的传统是，话绝对不能乱说，古之有“三缄其口”、“沉默是金”、“祸从口出”、逢人只说三分话，话到嘴边留半句”这些警句，都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说话就是在做人，即你是什么样的人，就只能说什么样的话。 我是一个例外。几十年来，我不论在什么场合，在什么地方，面对谁，我都会开诚布公，直截了当，直奔主题。我没有考虑对对方伤害有多大，对方资格有多老，就有所顾忌。我该讲的还要讲，该说的还要说。 记得，我刚进检察院不久，遇到一个诈骗案子，在案子接近尾声时，还有一笔被诈骗的钱流到了广东深圳一家公司，几次派人去追都无功而返，都说那笔钱不可能追回了，而且还说对方怎么怎么样…… 我是不信邪的人，决定亲自去一趟广东。 那个公司的经理姓刘，湖南南县人，原来跟案中玩忽职守的被告人是朋友。单位还有一个干部与我同去。我在广东的部队里干了20余年，在广州期间居然没去过深圳。我下了火车，不知往哪里走。我的同事说，老黄，你是“带笼子”吧！ 我说，我真的不知要怎么走。后来，我问了一下路，而后乘公共汽车到那个单位。我看到经理办公室里很多人，我跟这位刘经理说：“我是从长沙来的。” 他当然知道我们是检察院的，就很反感。估计因我们已多次找他让他感到不快。他说没时间接待我们。说老实话，我有备而来，不会怕你什么态度。 我说：“老刘呀！我千里迢迢，烈日炎炎，从故乡赶到深圳来，你把我拒之门外，从传统礼仪观念上来说，你也有悖常理吧！我们有些工作上的事情，你不见面，也不能解决呀！我是很有诚意的，如果你有诚意，我只占用你不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 老刘一听，就觉得我不是随便能打发掉的。后来老刘对办公室里的人说：“你们稍等一会儿，我到隔壁会议室去谈点事。” 落座后，我直奔主题，对老刘说，第一，从法律上来讲，你在当时收到外面转入的几十万元钱，在你账上流动，让你使用，你是没有什么过错的。我要是当老板，如果有一笔钱流到我的账上，我也会用。但是在我们检察机关受理这个案子之后已经告诉你这笔钱是一笔被诈骗的公款，那么，你作为一个公民，你有义务依照法律的规定让它物归原主，配合检察机关，把这笔钱退回去。你不配合我们，不积极把这笔钱退回去，这是违法的。第二个问题，据我了解，被告人跟你是朋友。我作为一个检察员，我都怀着一种同情心，也就是对人的同情心，我希望能尽量多挽回损失，减轻他的罪责，少失去自由。那么，你作为他的朋友，难道连这点怜悯之心也没有吗？这还算什么朋友？我相信你想到这一层时，你会改变主意的。第三，我还为你考虑。你作为一个老板，在深圳从事经营活动，也不容易。现在与你有业务往来的客户中既有老伙伴，也有刚刚跟你接触，愿意跟你来往的，还有一些人，可能是到你这里打歪主意的，无非这三种情况吧。我说，如果我老盯你不放，你也很烦。我来的时候，也照顾你的面子，我没有出示工作证，没说我是检察院的，你就考虑我是用心良苦的，照顾你的影响。万一别人知道你在检察院有麻烦，你的老客户对你会重新认识，刚接触的客户，可能会离你而去。另外，还有一些想搞你名堂的人，会利用你经营中的疏漏，可能会搞得你收不得场呀！这几十万块钱，对你整个企业的发展前景有多少的好处呢，所以，把款退回去从法律上来讲，是你的义务，是你的责任所系；从朋友的角度来讲，也是你的情感，你的责任所系；从企业角度来说，你不能只顾眼前，而不顾发展，你应该怎么妥善处理这个事情，我讲清楚了，你应该怎么办？ 那老刘二话不说，两手一拍大腿说：老黄，我服了你，我没任何话说，你把道理已经讲得再明白不过了。这样，我保证一个礼拜把账收回来以后，我会把钱让你带到长沙去，我说话算数。 我说：你说话算数，我也说话算数，我不要你写条子。 这个老刘先是想把我拒之门外，谈完后，马上叫办公室的人买西瓜，他还要留我在他那里吃晚饭。我说，晚饭不要了，西瓜吃了，我就走。 结果第五天，他就找到我住的地方，他说，我的钱已经准备好了，他递了一张汇票给我以后，我无法分辨真假，我还怕他带我的“笼子”呢，我又通过我深圳一个战友，最后确认，支票是真的，对方账上是真有钱。 离开时，老刘十分感激地对我说：老黄呀，检察官如果都有这种水平，他妈的，很多事情都好办。 我通过十分钟的谈话，让他心服口服地去配合我的工作。而前几次派出的工作人员为何没有效果呢？ 我想无外乎我是坦诚相待，又摆事实讲道理，双管齐下，从而扭转了不可能的残局。我的体会是，直截了当能提高效益，转弯抹角则害人害己！ 总之，真实、坦诚，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曰诚信，二曰坦率。 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夫诚信者，君子所以事君上，怀下人也。”这是古人对诚信的认知；“真诚换真心，诚信变真金”，这是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最大的智慧，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就是最诚实的人。 现代社会，信誉被认为是最昂贵的资本，为了一点小小的利益而拿自己的信誉作赌注，委实有些得不偿失。所以，诚以待人，信以处世，是我们最明智的选择。诚信也是当领导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宋朝王安石有句名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无信不实，吏无信不贤。守诚信，既是为人之本，也是当领导之道。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诚信对任何领导干部来说，都至关重要。普通老百姓不能做到诚信，主要是损害一己；当领导者不能守诚信，则无法取信于民，政令不通，上下欺瞒，那就是贻害一地。损害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其所领导的整个事业。历史上著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 在当前，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有一些领导干部失信失诚。主要表现为：朝令夕改，心口不一，言行不一，虚报浮夸，暗箱操作，执行政策走样等等。这些不良现象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领导干部的形象，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 2002年4月1日，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在一个会议上大谈“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正气”。数小时之后，他被“双规”。言语和行动的巨大落差使得他的“领导话”的可信度荡然无存。 在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的表现，如果在政治上采取欺骗的态度则是软弱的表现。很多人认为，政治缺少真实，其实不然。一个人的政治生涯需要真实来支撑，如果没有真实，就不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立足。 然而，从众多贪婪者身上，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大凡贪婪的领导干部都是双面人。一面，是干部，是领导；是改革家，创业者；是好党员，好丈夫；是艰苦朴素的典型，是无私奉献的模范，是很多知识、很多经验、很多政绩、很多荣誉的拥有者。另一面，却是贪财、贪色、贪职、贪权、贪名、贪吃、贪喝、贪赌、贪玩。表面大谈廉洁，暗地里什么都贪，几乎是所有贪婪者的共同特征。 有许多专家对贪婪的领导的两面性总结了六个方面： 其一，台上一个样，台下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大多口才好，讲起反腐更是头头是道。成克杰当年说：“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组织上让我来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不是来享受的”；“想到广西还有700万人没有脱贫，我是经常晚上睡不好觉哇”。但在讲这些话的同时，他却受贿4000多万元。 其二，对上一个样，对下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对上边领导，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总是表现出一副很谦虚、很好学、很随和的样子。而面对下属和群众时，则立即由“孙子”变成“老爷”。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领导有多大，脾气和架子就有多大。 其三，上班一个样，下班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上班时，穿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说得头头是道，装得一本正经。可等到了八小时之外，他们却是酒场上的老大，赌场上的常客，舞场上的高手，情场上的猛将。 其四，圈内一个样，圈外一个样。 大圈子作秀，小圈子捞钱。越是聪明的贪婪的领导，把自己的圈子画得越小。100个人给他送钱，有95个他都不要。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一个很廉洁、很公正的印象，贪污和受贿的安全系数也明显提高。 其五，进家一个样，离家一个样。 贪婪的领导最愿意过的生活，就是“家中红旗不倒，外边彩旗飘飘”。所以在家人的印象中，他们多是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当着老婆的面，甚至很少和别的女人说话。而出了家门，立即就变了一副模样。 其六，本地一个样，外地一个样。 前几年某县有一个副县长，在本地工作和生活多年，没有唱过一次歌，没有跳过一次舞，谁都说他是个正人君子。可是有一天到外地考察时，他却因嫖娼被当地警方抓获。更著名的胡长青，为避人耳目，竟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包养情妇。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成为守诚信的模范。对自身要守诚信。信能立身，信能树威，领导干部人格中的“信”，主要是守信誉、讲信用、说真话、办实事，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要负责，“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绝不能只讲不负责任、口惠而不实的空洞话语。“轻诺必寡信”。一个言行不一的领导，不可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也不可能在群众中赢得威望。 对下属要讲诚信。领导干部要赢得下属，必先给下属以真心实意的信任。“士为知己者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它本身包含了“诚”与“信”的辩证统一。领导干部对下属越信任，下属越能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坦率。为人要做到真实可信，必须保持一种坦率的态度。卡耐基说：人的成功15%靠专业技术，85%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有效沟通。尤其对于从政的人，工作当中常常需要与人沟通。人与人的沟通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率，说话直截了当、开诚布公、直奔主题。当然坦率也需要艺术，它既不是口无遮拦，也不是简单地表白，要有侧重、讲方法，把握时机。总之，与人交往，坦率要比虚伪建立的关系更持久，真诚要比圆滑换来的友谊更珍贵。 中国有句古语：“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因为财富和享乐就像大海里的水，越喝就越觉得口渴。喝到一定的程度，连两面也保持不了，逐渐演化为一面——纯纯粹粹的贪婪领导。 真真实实、坦坦诚诚才是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才是人生最原本的面目。但是要做到，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坦诚”，不管是在商业活动还是在生活中，都是最重要的品质。没有坦诚，可能会导致商业或是其他方面的失败。 在现实的社会氛围之中，不论是在工作还是学习，甚至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充斥着虚伪和不真实。这可能是因为人类的本质，希望用虚伪或是谎言来敷衍一切，说是为了别人好而不想伤害别人。实际上在心理学家的眼里，这是一种极端的自私，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想让自己能够过得更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仅此而已。 鲁迅先生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从众”。所谓“从众”就是盲目跟风，没有思想。这也就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认为药已经救不了国民，而选择弃医从文的原因。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比几十年前更有思想，但是为什么“从众”的思想在中国人中并没有多少改善，盲目崇拜，相互攀比愈演愈烈。因为虽然有思想，但是不敢去表达，在不同的观点占多数的情况下就退缩，然后就演变成了虚伪，慢慢的思想被磨灭了，坦诚消失了，创造力消失了，真正的自我也消失了……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2.品行不正的人，迟早会栽跟头的 我在长沙还是办了一些有点影响的案子的。 1999年1月12日，是我的接待日。当天，北风凛冽，寒雨交加。芙蓉区东岸乡青年刘政权，由其父亲等几位亲属抬到市检察院找我控告、上访。 我八点半准时到接待室。我刚进后门，就听到有接待室的人说，你们这件事我们知道，你们这是伤害案，这是公安局管的事，走走走！ 我当时在想，那么冷的天，你要人家急着走什么呢，进屋暖和一下嘛。我当时还只这么一个想法。我批评接待人员——情况没问，就走走走。 我说：坐坐。那个被害人被一个被子卷着斜躺在沙发上。口水不断地流出来了，眼睛没神，不能转动和看人，就像一个有生命的肢体。 刘政权的父亲刘海华向我控告： 他儿子是1994年在湖南省农业大学的农贸市场被当地两个地痞、地霸刘伟和龙国辉殴打致残的。几年来，被害人没有神志不能自理，只会打人和摔东西，家里只一年四季在地上铺点东西，用铁链将其锁住拴在窗户的铁栏杆上，真是生不如死。整个家里，年迈的父母，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的生活只靠媳妇一个人承担，还要招呼被害人，家境惨不忍睹。 事情的起因非常简单。刘政权在农大农贸市场做鱼生意，由于为人诚实，生意做得不错。赚了点钱后，为了方便，买了一台嘉陵本田摩托车，祸就由此而起。 横行乡里的地霸刘伟见老实的刘政权买了新摩托车，要借去骑，刘政权知道，这是老虎借猪，但慑于刘伟的淫威，他还是委曲求全说，车子我每天买货送货，不好借，但你要去哪里，我可以送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接你。 横行惯了的刘伟看到老实巴交的被害人竟然敢冒犯他，不肯借车，一肚子不高兴，一天，他约当地另一地霸龙国辉在一饭店喝酒说：“龙鳖，妈妈的鳖（长沙方言），老子就真的没有面子啦，跟别人借台摩托车都没借到。” 龙即说：“是哪一个啰？”刘伟告诉他是刘政权。于是，两人合计要教训刘政权。他们来到农贸市场，威逼刘政权跪在地上，将鱼池的水放掉，将鱼剁碎丢进阴沟，刘政权予以拒绝，遭到劈头盖脸的一顿暴打。那么大个农贸市场，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说句公道话。 施暴后，两个地霸扬长而去。刘政权也忍着屈辱继续打理自己的生意，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两个歹徒还不解恨，又卷土重来，将刘政权打翻在地，用穿着皮鞋的脚和拖把棍对刘政权全身，尤其是头部一顿狠踢暴打。此时，有一个约六十多岁的老人上前劝阻。老人说：你们这样打，会打死人啦！ 刘伟那小子冲过去，抓住老头子衣领道：老家伙你再说一句，我就收拾你。 老头不敢做声，走了。 当时，被害人只是脑壳有点痛，没有表现出严重的症状。但到家就不行了。于是就开始告状。当地马坡岭派出所抓获了刘伟。 后来由于有人出面“了难”。公安分局以另一嫌疑人未到案为由居然将刘伟取保候审放出来了。 这个案子就如此不了了之。 刘政权的家人一看势头不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想找凶手搞点钱治病。但是，当他母亲去找凶手要钱时，凶手竟恶狠狠地威胁要将老人丢进鱼塘淹死。 于是，他的家人只好走上了长达近5年的告状之途。在此过程中，协助告状的有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还有《当代政法报》的记者乔育平等。不过，从1994年到1999年初，这案子如何处置却没有下文。 于是刘政权家人借了个农用车，把人送到我们的接待室来了。 我听完了控告，胸中充满了愤怒与痛心。愤怒凶手如此残忍且没有人性，痛天天高喊“为人民服务”的职能部门干什么去了。一个守法公民受到如此伤害都没人管，这在任何朝代都是可悲的。 我一边招呼被害人的父亲刘海华立即将儿子运送回去，以免受冻感冒更难招呼，一边表态：这个案子，我管定了。你们在湖南省，在长沙市告状是最后一次了，我不把这个案子处理好，我就没有资格当这个副检察长，我将辞去职务，我陪你们去告状，我自己掏路费到北京去告。 我把自己的退路都堵死了。他们一走，我就跟案件辖区的芙蓉区检察院打电话。他们还是相当积极，下午就派人去了，可是一无所获。因为这个案子五年都没人管，老百姓为了保护自己，什么都不敢说。 第二天，负责调查的人给我报告说，该案发生在1994年，当时是郊区管辖，1996年，区划调整后才归芙蓉区，有关材料在区划调整后的雨花区，我们不好插手。理由冠冕堂皇。 我马上跟雨花区打电话。雨花区搞了一天，第三天又跟我汇报，根据区域管辖规定，那里现在归芙蓉区管。显然也是不无道理。 我苦思冥想，想不到好办法。倒是那个受害人家里又受到威胁。 这时，马坡岭派出所副所长张国庆出面了。张国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警察。他曾为此案奔波多年，找了他们所能找的单位和领导，也多次到检察机关找了领导和相关部门，希望我们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他也是在我院有人给他建议“找黄检”试试，才告知被害人家人来找我的。 他说：黄检，你派人调查以后，龙国辉和刘伟两个人到被害人家里去，说你们到检察院去告状，我们可以摆平公安局，也可以摆平检察院，如果我坐牢回来，要把你们全家杀掉。 我听了张国庆反映的情况，怒火中烧，拍案而起，道：朗朗乾坤，岂容罪犯猖獗。他们可以摆平任何人，但休想摆平我老黄，我绝对不让这两个东西逃脱法网。 我经过一番苦思冥想，决定还是找市委领导。因为本单位别人已一再回绝了此案，要想得到支持已无可能。我跑到市政法委，正好简书记在办公室。 我走进去。对简书记说：简书记，我跟你汇报一个案子。简书记要我先坐。我说，我不坐，现在是被害人刘政权一家急需我们解他们于倒悬，我天天都在坐，今天要跟你讲完了再坐。 我把这案子简单地、清楚地介绍以后，说：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一个守法公民被殴致残五年，一家惨不忍睹，无人问津，长沙的法律何在，长沙的正义何在？ 简书记非常理解我。他立即对我说：将尽快召集公安的有关领导研究此案。 过了几天，由简书记牵头，市公安局负责刑侦的徐哲劲等两位副局长和刑侦支队的肖国科支队长一起研究此案。我介绍了一下案子。徐局长说，这个案由我公安局直接立案。这个案的问题，就是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履行职责。我决定，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肖支队长直接负责，把这个案子一定要搞起来。黄检你看怎么样？ 我说：我首先代表被害人家里感谢你，你这个态度正确，决策果断。但是我有三个要求： 第一，必须绝对保密。今天参加会议的就我们几个人。因为若不保密，两个嫌疑人跑掉了，到我退休都抓不到，这个案子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第二，必须派职业道德素养高，侦察能力强，身体健康的侦察员来担此任。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风声了，我在过问这个案子，他们肯定是要防范的。如果能力差的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又是抓不到人，到时又不了了之。 第三，我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被害人家里已经作出了承诺，我的承诺是严肃的、庄重的，必须兑现的。因此，从今天开始，我对这个案子进行直接监督，从你们的侦察活动，一直到法院的判决。我要全程跟踪监督。因此，希望你们将侦察活动，发现的情况及问题，下一步的打算，每周向我们通报一至两次。 简书记非常果断，完全支持了我的意见，他说：徐局长，黄检这三条意见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是搞好这个案子的前提保障。 徐局长当场表态：黄检，你这三条我都做得到。他马上给肖支队长说：谁负责这个案子，每周向黄检报告一到两次你们的侦察情况。 当时还使用BP机。电话联系不上时他们一有信息就发到BP机上。我对案情发展心中有数。负责该案的公安同志认真负责，蹲点守候，非常辛苦，历经49天，两个嫌疑人同时被抓获。那时，我正好兼管刑事检察。但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在取证时又遇到阻力。许多证人都不敢站出来作证，都是我们在审查起诉期间秘密请到检察院来，作出安全保障承诺后，他们才敢作证的。 市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安排在农大礼堂召开审判大会公开审理。楼上楼下，人山人海，礼堂外区还围满了人，周边的老百姓都来参加了。 通过庭审调查质证，法院当庭审判，对两名罪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经高级法院核准，于2000年4月28日被枪决。 受害人的冤申了，罪犯受到了严惩。虽然罪犯被捕后，被害人的亲属及所在村的村长来院放鞭炮，到我办公室赠送“匡扶正义”的红匾，说我不但为刘政权申了冤，还为当地百姓除了霸，讲了不少感激的话语；虽然法院领导说，没有你老黄这一个铁杆监察领导，这个案子可能会石沉大海；虽然在我应邀参加审判大会时，被害人的亲属向当地百姓说——这就是我家的救命恩人黄检察长，这是黄青天，但我没有平日里那种成功的喜悦，内心充满了感慨与沉思。因为这个案子虽然我该管，但应该不是拖那么久才由我管起来呀！迟来的正义，给受害人和当地百姓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谁能说清呢！ 这个案子当时在全国都有一点影响。我还收到过各地一些基层老干部和百姓的表扬信。 说老实话，我是不想报道这件事，当时有几个记者来找我，我说，这事不宜报道，搞出去是一件丑事，天天谈为人民服务，身边这样严重的案子都没人管，这不是讽刺！我说，别宣传，我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就行了。但是，他们可以查案卷，可以走访被害人的亲属和办案人员，他们还是在《长沙晚报》、《湖南日报》整版报道了这个案子。 接着有几家电视台的记者要求采访我。我说：同志们，你们这样搞，我都不好做人的，别人会以为我在沽名钓誉。 其中一个记者道：“黄检，你伸张了正义，你还得弘扬法制。”几个镜头对着我。我是个性情中人，接着就回答了他几个问题。其中一记者问：我们知道这种伤害的案子是由公安管，你为什么要管？ 我说，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有法律监督权…… 又一记者提问道：你通过处理这一案子有什么体会？ 我当时没有遮掩道：我有几点体会。第一，我发现我们的公民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淡薄，刘政权一家因为这个案子被害得惨不忍睹，他们在通过法律手段遇到障碍以后，没有矢志不渝地继续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而是曾经期盼凶手，期盼罪犯能有怜悯之心解救这个被害者。 第二点体会是，我们基层组织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太淡薄。他们对刘政权一家的惨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第三，司法机关依法保护人民群众的责任感淡薄，这样一个案子，相互推诿，遮遮掩掩，那么多年都没有依法及时处理。 第四，我们的一些上级党政领导，官僚主义严重，对反映人民疾苦的信件、报告只批批转转，不亲自过问，严重的领导官僚主义，也是导致这个案子得不到妥善解决的重要原因。 我这些言论，记者未作删减，原原本本地在电视台播出去，许多领导看了就冒烟。“老黄，你不得了了”。 为这个案子，我也受了许多窝囊气。还有人告到人大去。一种说法是说我是被害人的亲戚。一种说法是我得了很多钱。 后来人大信访办的燕主任说：黄检，这些话我都听到了，但是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黄检，我太了解他，他是个公正、刚直不阿的检察官，他不可能干这种事。 当时，全国有不少地方的人给我写信说，他们又看到了新时代的包公。 我看了一些信后，觉得十分悲哀。我想，一个社会靠包公这样的人物来维系的话，绝对不是民主与法制的进步。 正义永远战胜邪恶！ 在天津，一个五毒俱全的法庭副庭长被清除出了司法系统领导队伍，这个司法系统的败类为了报复，雇佣杀手，一心要置正义的院长于死地。可是杀手在两次行刺的过程中，被院长的大仁大义和一身正气深深感动，被法律威严深深震慑，他的良知颤抖着，灵魂中邪恶的东西如同冰雪，在阳光下渐渐融化。最后，杀手弃暗投明毅然倒戈，在院长面前揭露了庭长的阴谋…… 这个故事也告诉人们，邪恶，其实是软弱的，并且不堪一击；正气永远不会被泯灭，更不会被抹杀，浩然之气长存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间，指引着我们与光明同行！ 总之，我认为做人就要做一个正气凛然的人。人要有浩然之气，此语源于孟子“善养吾浩然之气”，代表着古人修养的最高要求。 文天祥是宋末抗元名臣，后被元军所俘。元军统帅、丞相以至元世祖再三劝降，文天祥不屈，被囚于一土牢。土牢环境恶劣：雨天满地水，浮动床几，是水汽；水退后泥浆蒸沤翻腾，是土气；晴天暴热，密不通风，是日气；房檐下置锅做饭，助长炎热，是火气；还有霉变腐烂的陈粮散发的米气，多人拥挤一室腥臊污垢形成的人气，屎尿、腐鼠、死尸的秽气。七气相袭，一般人难以支持，而文天祥以羸弱之躯坚持两年而无恙。他自己说靠的是平时所养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于是作《正气歌》以明志。 这种浩然之气在历代的仁人志士身上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历史传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部四千年中国史，正是一部浩气长存、正气磅礴的中国史，不断有正气人物、正气故事。故使中国屡仆屡起，屹然常在。” 文天祥的《正气歌》历数先贤事迹，是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激励自己；而他自己也成为这个传统发展中的一环，这个传统通过他和他的《正气歌》得到继承和发扬。 《正气歌》里面列举了十二个人，从齐国的史领导，到董狐，到苏武，到诸葛亮等等。他们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一种理想，而这种理想和国家、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不计较个人的物质生活怎么好，而是要符合个人的理想，对得起自己的良知，保持独立的高尚的人格。像齐国的史领导，他秉笔直书，不为了权势而放弃自己，把道德和人格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精神生命的价值高于物质生命，物质生命并不是最高的价值。 实际上，古今中外一切先进人物，都是把精神生命、理想追求放在第一位；如果所有的人都把物质生命放在第一位，我们人类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这一点，把精神的追求，人格理想的追求，放在第一位，是中华民族一个突出的精神，是我们爱国主义的根源所在。 中国的民族精神讲起来比较抽象，但可以从很多具体的东西中探讨。现在回头看看，近代到现代，也可以数出一大串来。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一直到抗洪抗非典精神，……其实，贯穿始终的还是古代传统文化所培养的基本价值观念，就是把精神生活放在物质生活之上，把个体和群体统一起来。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在郑州市公安局工作期间，任长霞兢兢业业，顽强拼搏，带领民警先后摧毁多个黑恶势力犯罪团伙；2001年4月到登封市工作后，她带领民警不断破获大案要案，妥善处理信访案件，关心照顾弱势群体，资助贫困辍学学生，供养无依无靠孤儿，为人民群众做了大量好事、实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热爱和拥戴。她始终恪尽职守，克己奉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奉献给了她所挚爱的公安事业。 好的领导干部，人们是会记在心里的。任长霞去世后，登封、郑州等地许多干部群众自发写挽联、诗歌、歌词，编演豫剧，举行报告会，缅怀和歌颂她的先进事迹。登封、郑州市委、市政府分别做出决定，在全市广泛开展向任长霞学习的活动。全国各大媒体记者也纷纷前往登封，采访和宣传任长霞的事迹。 如果说文天祥所表现出的浩然之气，一方面缘于“读圣贤书”，是对“成仁”、“取义”理想的践行；另一方面也是对无数先贤志士正气传统的继承，而任长霞所体现的是新中国，新时代，一个警官的一身正气。 气要养，要养浩然正气。养浩然正气也就要有勇气、志气、骨气。勇气是岳飞“笑谈渴饮匈奴血”般的志向；勇气是“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胆略；勇气也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责任。 人无骨气就活得有点作孽了，但倘若有的只是目中无人的傲气，恐怕也是行而不远的。看晚清政府那一大帮子骄横的皇帝大臣们，总是以泱泱大国的主子自居。当他们还在沉醉享受大清康乾盛世的“福气”时，侵略者们早已串通一气，决心横扫大清之威风。清王朝在这个时候还是傲气十足。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气容易生，然而要咽下这口气可就难了。人活着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往往为了争一口气，大家伙争得是面红耳赤脖子粗，怒发冲冠。有人气得茶不思，饭不想，有人气得火冒三丈。不是经常听人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吗？看那些生气的人，或者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或者捶胸顿足，泪流千行。 火气来了，万一没有降下来，那注定是要出一口恶气了。也罢！说不生气是不可能的，看那刘禅败家子我们能不生气？看那商纣王昏庸无道我们能不生气？看那贪婪的领导是非不分鱼肉百姓我们能不生气吗？这个时候就得养气，要养浩然之气，以树正义之风气，针砭歪风邪气。有朝一日，当浩然之气成气候了，我们做人做事，方如下山之猛虎，气贯长虹，意气风发。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3.做人还得厚道点，不能你不仁，我就不义 我从不戴假面具，假公济私，假仁假义。 “笑面虎”这个词一般人是不会有太深感触的。总认为“笑”就是好的，许多人都只看到了“笑”而没有看到虎的吃人本性。虎为何要假扮笑脸，是因为中国文化里，人的一切言行还是为了钱权的，还是奴性的，还期望从主人那里分到一块大骨头。于是，就露出了迎合的嘴脸来了。 工作多年，我对人性恶的表现是深有感触的。 前年，我开车出了意外事故，轻伤了几个人，这本与我的工作关系不大。但由于我在权力场上得罪过人，这些人对我恨之入骨，一旦抓到我的漏洞，就决定把我往死里整。 是朋友，是仇人，平时风平浪静时看不出来的，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见分晓。 有一个朋友，平时交往不多，当我出事故后的第二天，他便向我打电话，告诉我要提防小人。我不明白，他便跟我讲了提醒我的理由。 他在我出事当晚，正和一位能管得住我这件事的一位领导及另两位长沙市的有钱人，在一家酒店玩牌，刚上桌，这个领导就接到一电话，听其对答，知道有重大问题要他立即回去研究。那领导一脸兴奋之色，其中一个牌友感觉此领导表情不正常，便问是什么事，那领导兴奋地说道：黄常清撞死了人(他估计)，这是好事。 其中一牌友疑问道：“撞死人了怎么会是好事？” 那领导回过神来道：“好事，好事，你不知道的。” 那位朋友看在眼里，听在心里，他次日将这领导的小人嘴脸描述给我听了，并十分吃惊这位领导能做出如此举动。人怎能这样？我说，没有这样的人，字典里怎么会有“阴险、奸诈”之词呢？ 但是我出事的第二天，我老婆接到了那位领导打来的慰问电话——嫂子啊，你不要急，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有我在这里，我会尽力的，多注意身体。不一会儿，我也接到那位领导的电话，内容也是无限关切之语，仿佛我们是最铁的老朋友似的。 我知道，倘若我在履职中稍有疏忽，我是会被这类小人做到岸的（长沙方言，整死的），幸好，我在长沙当领导十余年，居然没有找到一封举报我的信，且市里及单位的绝大多数领导是客观公正地对待和理解我的。 这个领导为什么要与我过不去呢？为什么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呢？ 我最清楚。因为，我在工作中有两件事坚持原则而得罪了他，丢了他的面子，我如今出了车祸，他自然要打击报复啰！ 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笑面虎”。我相信，在我们身边都或多或少有那么几个这样的人。这些假仁假义之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若真有问题，不被他们整死才怪呢。 当领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领导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那一定不是一个好领导，因为社会上是有正有邪的，一个人不可能既被正面人物欣赏，又被邪恶势力支持，那是不可能的。 因此，想当好领导，得罪人是很正常的。不过要是得罪了君子，那还好，他不可能在背后捅你的刀子，若是得罪了小人，那问题就大了，他对你的恨，可能是一辈子的事，只要他一有机会，就绝不会放过你，会十倍地偿还给你。 这就是典型的伪君子。戴假面具，假公济私，假仁假义。 我当领导的心得是忠诚过度，关心过度，仁义过度，一定是假的。 对于“忠诚”这个词，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古今中外，都把“忠诚”作为评价一个人思想品格的最基本的依据，作为评判一个人生活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是否合格的最基本的标准。李嘉诚先生曾经说过“做事先做人，一个人无论成就多大的事业，人品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人品的第一要素就是忠诚”。 忠诚就是指对国家、人民、事业、领导、朋友等尽心尽力。在不同的时期忠诚的表现也不同。 在生死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舍生忘我，是忠诚的最高境界。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为祖国、事业、单位、家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做好繁杂琐碎的事、默默无闻的事，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牢骚怨言，这也是忠诚。 不同身份的人责任和义务不同，忠诚的含义也不同。人各有所事，便应各有所忠，作为一名检察官，要忠于国家，忠诚于法律，忠诚于人民；作为公民，就要忠于事业、忠于职守。 忠诚，是我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基本道德范畴，也是衡量人品的基本标准之一。在百姓眼里，人偏离了忠诚，就没有资格谈道德、情操、气节、教养。见风使舵、见异思迁、见利忘义，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唾弃。所以，忠诚历来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夫妻之间，还是朋友之间，都应该讲忠诚。夫妻讲忠诚，方能和睦相处、白头偕老；朋友讲忠诚，方能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天长地久。 同样，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要求其成员忠诚。一个国家需要忠诚，一个组织需要忠诚，一个人需要忠诚。忠诚是一种能力，而且与其他的能力相比，忠诚是核心，是统帅。缺乏忠诚，其他的能力就会失去正确方向。 有人说一盎司忠诚相当于一磅智慧。有一本书书名就是《忠诚胜于能力》。书中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名字叫“一片森林的罹难”。 一个夏日，森林里一棵大树的一根树枝被闪电劈下来，然后被山洪卷入一条大河。在大河下游的平原地带，树枝抓住水草，好不容易才爬上了河滩。恰好一个农夫路过，他把树枝扛回了家。“我将得到重用，说不定会把我做成华丽的家具”，树枝大喜过望。然而，农夫却把它扛进了厨房，准备做柴火。看着灶塘里熊熊燃烧的大火，树枝慌了。忙说：“留下我吧！你把我烧了，煮不熟一锅粥。你把我留下，你就可以得到更多更多。”“你是什么意思？”农夫问。“我知道一片很大的森林，你如果把我做成斧柄，再配上斧头，我将带你找到森林并帮你砍伐。”此时，树枝已不敢奢望被做成华丽的家具。“那好吧！”农夫答应道。树枝于是成了圆滑斧柄，与斧头称兄道弟，而且直接与农夫的手相握，深得农夫赏识。它与斧头、农夫一道，来到它生长过的森林。它最了解树木，因此斧头砍中的总是树的要害，它最清楚森林，因此，每一棵树都没有逃过被砍伐的灾祸。就这样，一片森林罹难了。 这个寓言正是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忠诚”的含义，失去忠诚的人非常可怕。 现在，包括世界500强在内的众多优秀企业选拔人才时，已经把忠诚排在第一位。他们很清楚，一个缺乏忠诚的人，不可能为组织所用，而且，不忠诚的人越能干破坏性就越大，这样的“能干人”一旦背叛，组织遭受的损失可能无法估量。所以，我们用干部关键是“靠得住，有本事”，首先是要“靠得住”。 一个只有忠诚而无能力的人，是无用之人；一个只有能力而无忠诚的人，是可怕之人。只有忠诚于事业和组织的人，而且又有才能的人，才会得到重用，才能为党的事业作出贡献。 忠诚是一种品德，一种责任，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情感，是经过长期的潜意识积累而形成。忠诚的理论我们都不缺，誓言决心也都有，关键是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忠诚在信仰中生成。政治忠诚，首先是政治信仰问题，信仰是忠诚的源泉。 忠诚在实践中展现。是不是忠诚，忠诚度有多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衡量。经过实践的检验、考验，忠诚才能升华，才能得到认可。 如果说“正直”和“严谨”还是一种个人修养的话，那么“忠诚”则是对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品格的更高要求，是惠及他人的一种大德。有位作家曾经说过：“高于一切的忠诚是伟大的品德，是爱的外延。” 作为一名检察官，上，要无愧于国家；下，要对得起百姓。不要让自己成为不忠、不孝、不义之人。 除了做一个忠诚的人之外，还要学会做一个宽厚善良的人。宽厚善良是一种心境，是一种胸怀，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体系的重要内核之一。它包含三个内容： 一是宽容之德。有人说，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这句话很有哲理。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有耐心公正的容忍。 宽容是一种美德，你的宽容释放得越多，就越容易获得尊重。宽容还是一种大智慧，其在道德上所产生的震撼比严厉的责罚要强烈得多。有句古训叫做“律己当严，待人当恕”。 对他人的宽容是对自己人性的一种升华，摒弃前嫌可以换来理解、换来和睦、换来友谊，甚至能将敌人变为朋友，而耿耿于怀只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对于一个群体来讲，宽容可以凝聚人心，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一听到艾滋病这个词，很多人都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有如瘟神避之而不及。而现在，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正在以一种大度的姿态和博大的胸怀接纳这个群体。对这一弱势群体的宽容和关爱，温暖了千千万万家庭的心，也树立了党和政府亲民爱民的形象。 应该指出，宽容需要忍耐，但绝不是放纵，不是任由无理之人任意妄为，而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给他人以足够的空间和改过的机会，做到宽厚而严肃、柔和而坚定，在一定范围内追求与人交往和处理问题的最佳效果。 二是厚道之品。厚道是人性中的真善美，它既是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也是以德报怨，以善报恶。厚道不是懦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雅量。老子讲：“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始终以一种厚道之品为人处世，会给人一种信任感、一种踏实感，所以古人讲“厚德载物”。厚道的人心底无私、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心灵清澈而见底。只有具备厚道的品性，群众才会放心，才会发自内心地拥护你、支持你。 三是善良之心。曾经有位哲学家问他的一群学生，人的一生最需要什么，多数人答不出来。有一个学生回答说，人最需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善心。哲学家听后，会意地点了点头。我们所处的社会好比一个大的家庭，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与人为善，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素昧平生之人有难，鼎力相助，是谓小善；国家危难之际，赴汤蹈火，舍生取义，是谓大善。但是不管是小善还是大善，只要永远有一颗善心，便足以让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一种绝对的因与果的关系，很有道理。人，往往是在忘却自我、舍弃自我之时，获得了自我；往往是在不想索取、不想回报之时，得到了回报。这是人性善良的必然结果。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4.失职是最大的腐败 我处理案子，是凭一名检察官的良知，是凭我对法律和国家的忠诚而开展工作的。 2000年，一个年轻的姑娘，长得蛮秀气。她是一年多前，遭吸毒的两姐妹抢劫，并在她脸上划了一条8公分长的口子，缝起来后还有一些针印留在脸上,像爬着一条小蜈蚣，所以这个妹子从此变成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将头发掩住受伤的半边脸。 她也是到处告状。派出所出面调解，由那两姐妹赔偿4000元，那两姐妹家中很有钱。她告了一年多，都没有结果。她就找了律师事务所，事务所一人对她说：“你最近没看报纸，检察院有个黄检，人家喊他包青天，你找他告状吧。” 她将信将疑找在市委工作的表兄打听情况，她表兄说，黄检是个公正的人，你找他真的找对了。 她来了。一进我办公室的门就痛哭流涕，诉说了她的遭遇。 听完情况后，我马上找了案发地的检察院，要求他们进行立案监督。后来立案了，把那两个姐妹抓起来。由于时间太长，两人抢劫的事无法查证了，但伤害罪成立。 后来，两名罪犯分别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还对被害人做了些赔偿。结案后，被害人又带了电视台的记者前来采访报道。记者说明来意后，我说，这个案子按职责分工不属我管。虽然案件得到了基本公正的处理，但工作是职能部门做的，去采访他们吧！说完我就挤出了办公室的门。 我之所以管一些我不该管的案子，完全是出于一种内心强烈的责任感。 “责任感”这个词时常挂在我们的嘴上，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责任感是什么呢？ 责任感与责任不同。责任是指对任务的一种负责和承担，而责任感则是一个人对待任务、对待工作的态度。据说美国前总统杜鲁门的桌子上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Bookofstophere”（责任到此，不能再推）。他桌子上是否有这样一个牌子，我们不能去求证，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就是责任感。 让我真正理解责任感丰富含义的，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武汉市鄱阳街有一座修建于1917年的六层楼房，这座楼房的设计者是英国的一家设计事务所。20世纪末，也就是那座叫做“景明大楼”的楼宇在漫漫岁月中度过了80个春秋后的某一天，它的设计者远隔万里给这座楼房的业主寄来了一份函件，函件是这样写的：景明大楼是本事务所在1917年设计，设计年限为80年，现已超期服役，敬请贵方注意！ 听完了这个故事，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感想？是不是和我一样灵魂受到一种震撼！80年，80年前盖的楼房，不要说设计者，就连当年施工的人恐怕都不会有人在世了吧！然而至今竟然还有人为它的安危操心，而操这份心的竟然是它最初的设计者：一个异国的设计事务所。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不，是一群人，一个在时空中更新换代数茬人的机构，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仍然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是金钱？是荣誉？还是哗众取宠？不，都不是，是一种宝贵的责任心。 中国加入WTO后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曾说过这样一则见闻：一次，他在国外的一个公共厕所内听到哗哗的水声，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前去察看，只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正在那儿费力地修理水龙头。 男孩说：“这个水龙头虽然是公用的，但它既然坏了，我作为使用的人就有责任把它修好。”“我有责任”，男孩的话虽然朴实，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尽管水龙头并不是他自己家里的，水龙头也不是他本人弄坏的，可他却觉得，作为一个公民，他有义务对公共设施进行维护和修理。 我们都明白，责任感是做好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责任感的形成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它有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对自己负责，即一个人要懂得尊重自己的感情，尊重自己的理想，珍惜自己的宝贵年华和生命的活力，努力从自己一生的角度，从自己的理想出发来安排现实生活，学会克制自己本能的冲动，抵抗住外来的各种诱惑，在复杂的环境中，在成功与失败的冲击下，在欢乐与痛苦的体验中，永远充满与命运抗争的勇气，把自己一生的幸福都寄托在自己艰辛的努力之上，在生活的旅途中坚实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任何可悲的奴性，无知的狂妄，对客观与主观的屈服，都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每个人都应懂得，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从精神上毁灭你的只有你自己。 第二层含义是对社会负责。这绝不是谁头脑中空想的产物，而是人类文明进化的体现。当你抱怨祖先为我们留下沉重的负担的时候，当你对前辈所造成的偏差感到不满的时候，当你陶醉在自己对党风深刻的洞察中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了你也是整个社会的一分子，是漫漫的历史长途中的一段？你是否想过你将怎样面对后辈的评判？一位六十年代的红卫兵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青春被耽误了，但我们不怨天尤人，我们不能再让后代来抱怨我们。我们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不能只满足于以旁观者的身份和态度去指手画脚，而应以主人的身份和态度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将自己微弱的力量融入历史的进程中，在社会发展中寻找自己的永恒。 缺乏责任感的人，不会视国家、人民、社会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也就不会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影响到国家、人民、社会的利益而感到不安，更不会处处为国家、人民、社会着想，为国家、人民、社会服务，为国家、人民、社会奉献，更多的可能是推卸责任。这样的人在他人眼里是一个不可靠的人。 事业心和责任感源于高尚的人生追求。周恩来总理正是因为很小的时候就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崇高理想，才肩负起了救国民于水火的重任。毛泽东主席在《祭黄帝陵》中写道：“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这里面，也体现出了远大追求与责任感的关系。 事业心和责任感是理想、追求、信念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具体化，没有理想、追求、信念，就谈不上对事业、对工作的执著和负责，因为你对工作无所求，对自己无所鞭策，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工作如何干怎么会心中有数呢？ 事业心和责任感不仅仅是存在于心里，还有外在的表现形式，就体现于你对工作的姿态、干工作的标准。内外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既要有干好工作和事业的强烈愿望，还要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 事业心、责任感作为一种精神面貌、工作姿态和思想境界，是干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的思想基础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素质。我们国家建设的发展进步，与我们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密不可分。 凡是干部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单位，各项建设和工作进步就快；凡是多年起色不大，甚至发生这样那样问题的单位，都可以从干部的事业心责任感上找到原因。实践证明，事业心责任感出动力、出效率，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并不都是一帆风顺，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或大或小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事业心责任感，有的人可能会因而灰心丧气、一蹶不振。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杜拉克说：一个人不论职位有多高，如果总是强调自己的职权，那么他永远只能是别人的部属。反言之，一个重视贡献的人，一个注意对成果负责的人，尽管他位卑职小，他还是可以位列于高阶层，因为他以整体的绩效为己任。 要做到勇于负责。放弃了责任空谈做人是一种可悲、是一个人的不幸；放弃了责任空谈当领导则是一种罪过、是人民的不幸。 德国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责任时说：“在政治领域里，最终有两种罪过不可饶恕：不务实际和不负责任。缺乏责任感使这些政治家纯粹为了权力而热爱权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目的。” 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不顾民意所向，大搞所谓“政绩工程”、“面子工程”，不仅劳民伤财，也极大地损害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还有一些人，有了好事便大肆渲染自己的功劳，出了问题却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放弃责任的失职行为。 一个有责任感的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在成绩面前不揽功，在问题面前不退缩。是“推功揽过”，还是“揽功推过”，这既是一个政治品质问题，也是一个思想境界问题。 做人不负责任，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当领导不负责任，就有愧于人民赋予的那份权力。 清醒三：人做不到位，什么好事都轮不到你 5.听得见反面语言的人，是需要修养的 人性都有弱点，人都喜欢听好话，人都喜欢听恭维话。这个问题普遍存在。我平时喜欢阅读，看过关于巴顿将军的故事。 巴顿将军，在美国那个号称最民主的国家里面，因为个性也同样遇到障碍。巴顿将军和艾森豪威尔是同学，都是西点军校的高才生，但巴顿将军特别有个性，艾森豪威尔做人可能比他柔和些。所以，艾森豪威尔当了上将的时候，巴顿将军就一直是一个装甲旅的旅长，准将，与上将差好多级。巴顿将军并不是没有才能，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才能也是非凡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战役，当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国元帅隆美尔把英军打得一败涂地时，巴顿被派到北非战役前线。他力挽狂澜，扭转战局，反败为胜，把隆美尔围困在那里，把他打败。所以说，他并不是没有才能，但为什么不能当上高级领导呢？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接受向上搞关系，又爱讲直话。 所以说，整个人类，人性方面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他人的恭维，喜欢听好话。所以真正能听得逆耳忠言的人，是需要修养的。 我很喜欢直截了当跟我提意见的人。即使你背后提我的意见，你说得在理，我都不会计较，我有这种胸怀。 我在部队时遇到一件事。当时我属下有个科长，人很忠厚老实，但个人决断能力欠缺一些，什么事都来问我。我当时已经对他有点看法了。加上他当了个科长什么事都来问我，他科里的事，他就应该自己做决断嘛，除非特殊问题，疑难情况，他没把握再来请示。 因此，有一天，我到他科里去时，他又因一个很平常的事向我汇报。我当时就很不高兴，我说：“我建议你把科长职务辞去算了，由我来兼任你的科长，你什么事都要我来表态处理。” 发完脾气我就走了。那科长也是个老同志了，比我年轻不了多少，他面子上过不去，就发了几句牢骚：“他妈的，这处长也太过分了，动不动就训人。” 后来，他科里的一个同志，告诉我：我们科长在背后讲了你，说你像个军阀，霸道。 我说：“你告诉他，他讲得好。我不是一个只许领导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人。我确实有点过头了，我批评他应当把他找到办公室来，不要在他的部下面前丢他的面子。他在我面前丢面子那不算丢面子，在下属的面前批评他，确实丢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发了一点牢骚是很正常的，我理解他。他讲得好。” 结果，这小伙子又把我的话告诉了他的科长。 这位科长很受感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不搞鬼的。结果那个科长找到我，对我说：“有你这种胸怀，我们在这里工作就很舒服。”他又说，“你那种性格，我们也会慢慢接受的。你也是为了工作。” 所以，我跟下面的几位科长关系都相当好，都很融洽。 我认为，一个当领导的缺乏应有的胸怀，也是一种精神腐败。 为什么呢？他堵塞了言路，埋没了人才。人都会舍弊取利的。他明明知道这个话讲不得，他硬要去讲，那就是自己害自己啦。所以想讲真话的不敢讲了。 我在检察院干部大会上，也曾讲过：我欢迎同志们给我提意见。如果公开的给我提意见，直接地给我提意见，首先是因为你信任我，你相信我不会作为一个领导打击报复你。不会给你穿小鞋。第二，你提的意见肯定会在某方面对我有帮助，我会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谁在背后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恶意中伤，我也不怕你，我只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把你当成一只耗子。 当然，人性的弱点有千千万万，千奇百怪，绝不只是爱听好话那么简单。 领导爱上腐败，你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人性像个万花筒，百态纷繁，林林总总。从古至今，都一直在演绎着不尽的荒诞事、悲喜事、离奇事。 山西省委原副书记侯伍杰一审被判11年，侯伍杰受贿款物合计是88万余元。此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个详细的报道，说到侯伍杰的一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侯伍杰曾经很朴素，吃饭时甚至吃掉桌上的饭粒；“但随后他却变得很奢华，专车一辆接一辆地换”。这表明侯伍杰已经喜欢上了象征权力与享受的车子，是“亚腐败”的一种表现，那个时候，他已经“爱上亚腐败”了，距离后来“爱上腐败”已经不远了。 领导为什么会喜欢腐败、爱上腐败亚腐败？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命题。以当今领导的智商，谁都明白贪腐是坏事，但贪婪的领导却都喜欢被腐败“绑架”，甘愿充当腐败的“人质”，换句话说，有贪腐之心的领导，宁愿被腐败所俘虏。 譬如，不久前被判死缓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是“玩权力、玩金钱、玩女人”的“三玩市长”，他在《我的沉痛的反思》中写道，“我除了追求金钱，千方百计搞钱以外，还热衷于低级趣味的感官刺激，看黄片、看黄书、玩女人，毫无羞耻”。统统用一个“玩”字搞定，就是典型的“爱上腐败”。 “领导爱上腐败”，是权力场里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1973年被发明的一个词汇：当年8月，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发生抢劫，两名劫匪绑架了4名人质，在地下金库把他们关押了131个小时，最后劫匪向警方投降。可是所有的受害者都声明并不痛恨歹徒，他们感谢歹徒对他们的照顾，一名女人质甚至还爱上了一名劫匪并与其订婚；相反，他们对警方倒很有敌意。 这起案件让人们跌碎一地眼镜，心理学家经过深入研究，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概念来概括这一类心理特征：受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对抗解救他的人。后来一系列的案件证明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存在的广泛性，譬如最近奥地利女孩娜塔莎·卡姆普什在失踪了8年后突然现身，她“奇怪”地爱上劫持她的男子。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看起来很“变态”，但在“封闭的循环”里，确能成为一种现实。它构成的要件中，有“施害者”和“受害者”双方，在整体上，施害与受害是泾渭分明的，但施害者常常给予受害者一些甜头，不知不觉中，受害者就爱上了这样的甜头，最终导致“别无选择”地爱上施害者。 领导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恰恰与此相类。领导成为贪婪的领导，可谓腐败的“受害者”，但腐败伸出的魔掌上面常常有糖果，让领导品尝到“甜头”，于是，渐渐爱上这样的甜头，时时喜欢去品尝这样的甜头，最后心甘情愿地成了“腐败绑匪”的人质与俘虏。领导明明知道腐败如“绑匪”，但在有限空间里，就是甘愿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爱上这样的“腐败绑匪”。 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中，贪腐者对腐败产生了好感，并逐渐走向对腐败的依赖，若是离开了“腐败”反而感到浑身难受了！ 领导们“爱上腐败”之后，“腐败”也从贬义形象变成了中性甚至“褒义”的了，比如“今天去哪里腐败”曾是一句“流行语”，是说“今天去哪里白吃白喝”，“吃公家的”被称为“腐败”倒也精到而形象，可是“去哪里腐败”轻松口语化，几乎就是大众层面的“腐败认同”了。这多么可怕——因为这是孕育侯伍杰、雷渊利之流的肥厚土壤之一。 很明显，这都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的确，人类的文明越进步，各种各样的诱惑就越是争奇斗艳，花样百出。 一个人如若沉迷于外求，最后必然弄得目盲、耳聋、口爽、心发狂的地步。因为物质的享受，只能给人感官上的刺激，而感官的刺激如果愈演愈烈，就会终至狂乱而不能自拔。 外求之道无止境，人们总是不断地追求，只要认为是好的，就要再向前追寻，对凡夫而言，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广厦千间，人只能夜眠八尺；良田万顷，人亦只能日食一升。太多的欲念，不过是别人眼里的风景，与己无关，求来求去，终会归于一抔黄土。 贪婪，是人性的恶习，贪得无厌者，终毁自己。贪往往给人造成精神上无休止的压力，最终导致无谓的伤害，损人不利己。民间流传着一首《十不足诗》： 终日奔忙为了饥，才得饱食又思衣； 冬穿绫罗夏穿纱，堂前缺少美貌妻； 娶下三妻并四妾，又怕无官受人欺； 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面南做皇帝； 一朝登了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有上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九天还嫌低。 这首诗对那些贪心不足者的恶性发展写得淋漓尽致。物欲太盛造成的灵魂变态，就是永不知足，没有家产想家产，有了家产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大官，当了大官想成仙……精神上永无宁静，永无快乐。 人心不足蛇吞象，人们的欲望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所谓的“理想”（这时，人的欲望、贪欲披上理想的外衣，于是，欲望的追求好像是为了实现自己宏伟的抱负），不择手段，甚至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得到的，又害怕失去，犹如葛朗台眼中的金子，不仅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得到它，还要竭尽全力保护它，唯恐自己的女儿、朋友、亲人多花一分钱，害怕他们在他放松的时候攫取金子。这样，他怎么可能对别人放心呢？到头来，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 有位名人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这话，蕴涵着深邃的人生哲理。它是针对“欲望越大，人越贪婪，人生越易致祸”而言的。古往今来，欲壑难填所葬送的贪婪者，多得不计其数，正像《伊索寓言》里所说：“有些人因为贪婪，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却把现在所有的也失去了。” 那么，该放下的时候就放下吧，转身离去，即便眷恋仍留存在骨髓中。人的一生，恰似一条单行道，各有各的方向，有些东西能握在手里，有些却只是路过的风景。清醒四 ——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人生最本质的需求是干事情，干事情是人生最美丽的经历。一个喜欢干事情的人是满怀理想的人，是懂得如何生活的人。 如何做事？古代先贤多有论述。孔子倡导“事思敬”，即做事要敬业，要严肃，要认真。荀子呼吁做事要“心不使焉”，以至做到“白黑在前而目不见，雷鼓在侧而耳不闻”。庄子提倡做事要“不徐有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可谓智者见智，各有所得。 不过归根结底，方式虽各有千秋，目的却只有一个，不外乎要把事做好、做明白。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当领导一任，就要尽全力完成人民赋予他的使命，不辜负群众对自己的期望。古人讲“得民心者得天下”。诚心诚意为民做事，就能深得民心、顺应民意，获得群众的认可和拥戴。反之，在一个地方干了几年，人们竟想不起他做过些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哀。 谋事是一种思维品质，干事是一种行动态度，成事不坏事是一种精细的能力和本领。现在能干事、干成事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我们的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的恐慌，也不是政治的恐慌，而是本领的恐慌。 世事如棋局局新！治理昏庸干部，鞭策太平干部，激励有能力的干部，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的干部，面对“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逼人发展态势，都要有一种本领恐慌的危机感、干事创业的紧迫感、加快发展的责任感，进而让更多的干部成为谋事者、干事者、成事者，打造出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状态和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层层抓落实的整体合力。 定位决定地位，态度决定气度，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酬凌云之志，于今日始，唯发展论功过；达千里之行，于足下启，成一方事业。 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千千万万有所成就的干事者。汇溪流以成江海，是亘古以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做事，要做有益的事和有效的事。有益不仅仅是对自己而言，而且更是对他人对社会而言，人的价值通过其言行体现在对他人对社会的有益程度上。只有做有益的事才能实现人的价值。 做事要有成效，取决于对事务性质的认识、做事的方法、时机和条件。对事务性质的认识不到位，对做事的意义不了解，就不可能在清醒的状态下把事情做好。 如果不能采用科学的方法去做事，就不能产生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乘法效应。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去做事往往代价过高、欲速不达、事倍功半，不会有好的成效。而如何认识事务性质、判断时机、分析条件、掌握方法，这需要我们认真学习，用心去悟。 清醒四：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1.不谍全局，不足以谋一隅 清醒四 ——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1.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 1993年初换届时，新检察长上任第一个就找我谈话，了解情况。因为那时我担任纪检组长兼政治部主任。 我们两个谈了一个上午。他是一个从不轻易评价别人的人，听完情况后他就对我道：你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部主任。首先，你对整个干部情况了解得非常详细，说明你平时深入工作，做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第二，你对干部的评价，非常公正客观，说明你这个人非常正派；第三，你对干部队伍怎么建设谈了一些很好的设想，说明你很有事业心。后来我陪他出去考察回来写了个报告，他发现我文字也很不错，便对我印象很好。 在我的人生中，此时又出现了一个机会，市委决定要调我到市公安局去当副局长。新上任检察长知道情况后，留住了我，并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我担任副检察长。于是，我就当上了副检察长。 在这个位置上，我管的部门就多了，除了兼职的纪检组、政治部、机关党委之外，办公室、行政财务、控审、民事行政检察、技术、培训中心等都由我主管。最多时，我主管10个部门，但是我觉得无所谓，我实行无为而治，充分依靠部门领导干部，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做好工作。 我的工作是一丝不苟的。那时，我很少在办公室。因为我必须多深入基层，到第一线熟悉和掌握情况，特别是政治部的工作还必须与各区、县、市的组织部门和主管书记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取得对所主管部门工作的主动性。因此，在处理问题时，基本上能做到立足长远。就拿当年浏阳县检察院发生爆炸事件一位检察长被炸死后，其新任检察长的人选问题来说吧！ 当时，浏阳县委推荐了政法委一位负责人任代理检察长。结果就有人向我反映，说他不行。 我去了浏阳。我们下午去的，到那里吃晚饭。县委一位管政法的常委到招待所去看我，我跟他聊了近3个小时关于浏阳的情况，我很快就摸清了这里的情况。 次日，我来到县委组织部。我对主管书记和部长说，我代表市院党组就浏阳县检察院一把手的人选问题与你们交换点意见。我说：“首先，浏阳出了这个事，浏阳七八十个检察干部情绪低落，精神压抑，要是能从内部产生检察长对于该院干警恢复精神，鼓舞士气，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二，全省的政法队伍干部整顿工作在即，内部产生的检察长队伍情况熟悉，对于搞好这次整顿掌握主动权也优于外部；第三，由于检察业务专业性强，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不使检察业务工作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出现偏差，内部产生优于外部；第四，从我们浏阳这个班子里的成员来看，我推荐某某副检察长担任代理检察长。”我谈了我的理由，他们非常尊重我的意见。过了一个礼拜，县委重新研究，并采纳了我的建议，选了一位副检察长当了检察长。该同志将该院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199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给该院记集体一等功。 结果，刚定下不久，那个爆炸案破了。他们以前推荐的那个人，在案子里是有原则错误的，幸好没有任命那人，不久那人便辞职下海去了。 过后，县委主管跟我说：搭帮（幸亏）听了你的建议，不然，我们了不得难（收不了场）呢，要不市委、人大也会对我们有意见，怎么选一个这样的人，做了几天就出了问题，我怎么下得台啰！ 我那时虽然不是一个职业政治工作者，但做政治工作还是很认真的。我做工作，总会多方面考虑，总会从全局考虑。 古人说：“为一身谋则愚，而为天下谋则智。”讲的就是一个站位的问题。做事的站位高不高，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至关重要。下棋讲究一个“谋势”，要通观全盘，不能见子打子。 做事也是一样，不可只在乎一事之成败，而必须站在是否有利于全局形势发展的高度，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通盘谋划，全方位考虑。 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一事当前，能高瞻远瞩，必先考虑全局之成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我们党造就了像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人和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他们之所以为历史所记取，是因为他们具有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远见卓识，具有领导亿万人民艰苦创业的非凡能力，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伟大情怀，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虑事站位高人一筹，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恢弘大气的深谋远略。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都有相应的职责范围，或管辖一个地区，或领导一个部门，想问题、做事情，就应当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以是否有利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为标准，以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尺度，不要只考虑局部利益、团体利益，甚至是个人的升迁荣辱。只有这样，才能干大事、成大业。 高瞻远瞩，从思维的深度来看，是指人的远见卓识，是对事物发展的预见和认识的深度。而鼠目寸光恰恰相反。要是一说谁鼠目寸光，那就是说他目光短浅，缺乏远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会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大大的犯傻行为。大家都巴不得离这个词远一点儿，可实际上很多人已经做了或者正在做鼠目寸光的傻事呢。 某饭店，原本饭菜可口，价格实惠，生意非常红火，每到三餐时间必定客满，很多客人还要排队等候。老板为了赚更多钱，便偷工减料，宫保鸡丁里的鸡丁越来越少，花生米越来越多；土豆炖牛肉里面牛肉越来越少，土豆越来越多；饺子、米饭、面条的分量一起缩水。表面上看起来像是节省了成本赚了钱，实际上生意越来越差，最后竟然倒闭了。只顾眼前一点利益，把好好一个饭店弄得关了门，典型的鼠目寸光。 某商贩，卖东西缺斤短两，顾客找上门来理论，他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语气强硬、百般抵赖，把顾客气得抬脚就走，心说以后再也不来他家买东西了。商贩得罪了上帝，心里没有丝毫愧疚，还因为多赚了顾客的块儿八毛小钱而沾沾自喜。渐渐的生意越来越惨淡，终于落得难以糊口，不得不另寻其他谋生之路。 北方某市，二十多年前环境优美，风景宜人，被国家相关部门评为“花果城”。后来市领导为了发展经济，批准投资兴建了好多煤焦企业，每天排放烟尘颗粒和化学物质，经过这些年的污染，当年的“花果城”已经被美国一研究机构列入2006世界十大污染地区，变成了“中国污染第一城”。市民遭殃了，支气管炎、肺炎、肺癌、偏瘫、心血管疾病高发，富人还好说，在其他城市置下房产，早早就搬走了，留下没钱迁移的穷人继续受苦。重经济，轻环境，苦了一方百姓，是百分之百的杀鸡取卵，鼠目寸光！ 傻事太多，说是说不完的。普通人的鼠目寸光，顶多关系个人或者家庭的成败，还不至于在根本上影响到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最可怕的是当权者的鼠目寸光，一个决定往往影响重大，关系国计民生。所以越是位高权重，越是应该时常审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犯傻，不能给做傻事提供机会。 领导干部做事站位的高低与否，与他的眼光有直接的联系。眼光的长短和宽窄，是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前提。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干部，眼光一要长，二要广。 所谓长，就是在科学分析、逻辑推理的基础上，对事态的发展及走向作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能成就大事的人，不会被眼前的暂时利益所蒙蔽，能够清晰地辨识事情的轻重缓急，从而正确地进行取舍。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刘邦抵达秦国国都咸阳后，其部属争相瓜分国库里的金银财宝，只有萧何先带人没收了秦国的法律、典章、档案，并妥善收藏好。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全面了解全国的法制、经济、人文、地理等情况，有条不紊地治理国家，萧何接管的这些文件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看来，前瞻性的眼光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砝码。 所谓广，就是要统观全局，环顾四方，对其他地区的发展程度和方法策略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以期对自身的发展有所借鉴，有所帮助。近些年来，我们党对干部的培养讲“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就是要着力提高广大领导干部这方面的水准。作为领导干部，切不可闭门造车，低头只看自己的进退，而是要在相互比较的基础上，多走一走经济社会等方面相对发达的地方，看一看自己与这些地方有哪些差距，想一想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听一听别人的看法、见解和思路。只有这样，你的眼界才会开阔，站位才能高远。 我当领导的经验是： 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隅；眼光一定要长远，还要宽广；在最短的时间掌握最大的信息量；凡事都要系统思考，通盘谋划；不深入持久地研究工作，是抓不住重点的。 清醒四：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2.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 古人云：愚者喑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一个人工作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谋事的能力。“谋”，在做事的所有环节中至关重要，对一件事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检察官高水平谋事的标准，就是所处理的每一件有关法律的事情，都能使法律得到弘扬，都能使正义得到伸张，让法律彰显权威受到尊重，让社会矛盾及时得到消除，让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能认罪伏法重新做人。 我刚从部队回来时，分配在法纪科工作。上班的第二天，科长就交给我一个发案在1985年的线索。在调查玩忽职守问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姓万的业务员受贿的问题。当年，这个人只有26岁。我想，穷怕了的中国人，谁不见钱眼开？何况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根本就没有职责和法律的概念。因此，当时我认为，这小伙子除了因受贿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应该受到惩罚之外，应当给予他应有的人文关怀，教育挽救他。基于这种考虑，在查清情况之后，虽然受贿数额2万余元，在当时属于大案，取保候审几乎是不可能的情况下，我建议科长给他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让他回家筹款退赃，给他提供争取宽大处理的机会。 遗憾的是，因案发时间长，钱已用掉，他无法退赃，不敢再到检察院来。当时受理起诉的基层检察院，多次到其老家抓捕未果。因人是我放掉的，我只好到市院去将人抓回。我当时已不在法纪科了，但我依靠当地的检察机关，一星期将其抓获归案。 在看守所，我问他：“小万，还认得我吗？”他说：“老黄，我认识你。”我说：“在这里怎么样？”他说：“这不是人待的地方。”我问：“那你恨我吗？”他说：“你对我够关心的，我自己不争气。” 还有一个57岁杨姓职务犯罪案件，因玩忽职守过失犯罪，导致国家损失近400万元。我一方面在办案中尽量多追回损失，以减轻罪责；另一方面，在审讯他时，尊重他的人格，不伤害他的自尊心，他深受感动。在移交起诉书前找他谈话时，他流着眼泪对我说：“老黄，无论法律怎么处罚我，我都十分感谢你，你对我的关心和尊重，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在我主管监诉检察时，一名20多岁的服刑罪犯，在因伤害致人死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刚到监狱就重新故意犯罪。按照刑法规定，该罪犯一旦被起诉，会被裁定立即执行死刑。我审查完案卷之后，想，该犯在判处死缓之前没有前科，在监狱犯破坏监管秩序罪有管教干警的疏漏，国内外法学理论对死刑问题的讨论中，减少和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一条鲜活的20多岁的生命，死而不能复生，且留给他的父辈和祖辈及其亲人的痛苦，将伴随着他们的一生。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曾说过，可杀可不杀的，尽量不杀。因此，我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后，委员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经法院与监狱协调，监狱将案件撤回，给了该罪犯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知道，一名检察官在工作中，要想真正把职责履行好，是需要有法律勇气和法律艺术的。 中国有个成语：智勇双全，这是我国历来对人才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一个人干事情只凭借一时之勇，依靠“拍脑袋”的方式进行决策，往往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造成工作上的损失。 谋是一门艺术，它讲究在干事情的时候审时度势地考虑综合环境的因素，将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协调运用起来。在这样一个系统工程中，既需要讲究原则性，又需要讲究灵活性，懂得“有所得”和“有所失”的辩证关系，用大局观全面统摄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善谋”。 谋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紧密将“所学”用于“所干”。谋事的核心是“学以致用”，这不仅是我们成就各项事业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与时俱进的落脚点。有些人对待工作只是简单地执行，有的人则有所创新，这两种人处理事情的结果和层面会完全不同。凡事按规矩去做，不会出问题，但是也不会出亮点。 做事前谋与不谋，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其实未必见得。凡事只要认真、科学、积极地去谋划，胜算就会掌握在自己手中。“谋”，可以把不可能转化为可能，把常规转化为超常规，甚至把似乎已成定局的失败转化为奇迹般的成功。“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 善于谋事，科学干事，确保一方和谐发展，是领导干部本事的重要体现。 善于谋事是本事的前提。“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谋事在前，办事在后，谋事是办事的前提，也是成功的诀窍。谋事水平的高低可以反映领导者的综合素质，善谋事者才是高明的领导者。 做一个高素质的谋事者，就要成为一名“学习思考型”的干部。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当今社会，正逐步成为学习型社会。身处这样一个社会，不学习就要落伍，不思考就要被时代所抛弃。只有知识丰富，思维才能敏捷，能力才会提高，谋事才有成效。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身负重担，就更应勤以致学、学以致用，努力做一名好学不倦之领导，不做不学无术之领导。古人讲“多读书则气清，气清则神正”。要通过学习思考，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调查研究，克服谋事过程中的领导官僚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为科学决策奠定扎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善谋事者要善于把握“三性”：预见性、创造性、民主性。 预见性。古人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谋事要有超前的意识，把握工作发展的总趋势。对于领导者来说，要时刻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及发展方向，要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清楚掌握本地情况，认真研究本地实际问题，并结合实际，与时俱进，更新观念，科学决策。 创造性。“创新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一个领导干部必备的素质。在领导者面前是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尤其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解决问题，绝不能因循守旧，简单粗暴搞“一刀切”，必须拓宽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尤其要善于“多谋善断”，做事决策要比较择优，善断来自多谋与创新。 民主性。“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高明的领导者不仅自己勤于谋事，而且还善于依靠别人，借用“外脑”。在谋事阶段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特别要善于听取多种不同的意见，不要害怕争论，只有不同思想的碰撞才能产生出智慧的火花。只有在民主基础上的科学集中，才是科学决策的根本保证。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谋事而不谋人。但自古以来，谋人者与谋事者就是一对无法拆分的对立统一。古往今来，谋事者却多败在了谋人者的脚下。姜维九伐中原，扶保弱蜀，却不及黄皓几句谗言，只得避祸沓中；岳飞气壮山河，力图北伐，仍不过落得莫须有的罪名，屈死在风波亭旁。古今多少将士在边疆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最后的结果却可悲可怜，哪里比得上朝中的奸臣昏君，朱门酒肉，锦衣玉食。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谋事者无暇谋人，谋人者无才谋事。谋事者处处以事业为重，其心秉公；谋人者处处以利益为重，其心偏私。谋事者心无杂念，于人际上必有所失；谋人者步步为营，于人际上必有所得。在一个重理法的社会，谋事者方能一显身手；在一个重情欲的国度，谋人者自然一鸣惊人。谋事者多，则社会才能进步发展；谋人者多，则世道才会显得复杂多变，世风日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仍有少数同志工作消极被动，抱着“无过就是功”的念头和“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工作没能力、没思路、没魄力，因循守旧，致使分内的事多年没起色，不仅耽误了自己部门的工作，而且延误了整个地方工作的发展；还有一些同志“谋人不谋事”，没有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事业上，而是用在了人际关系上，热衷于钩心斗角，甚至眼睛只盯着个人的“位子”、“票子”、“车子”，想方设法为个人谋利益，其所作所为，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其不好的影响。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任何一个地方、一个部门要想有所发展，首先要有一大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如果在一个单位或部门里，“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甚至偷奸耍滑的人反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那么，将会挫伤那些有思想、有能力、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同志的积极性，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也将成为“一潭死水”。 要想形成一种万众一心干事业、你追我赶促发展的良好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干部中树立一种“无功就是过，无为即无位”的求真务实作风，要敢于打破原有的干部任用机制，改变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待遇能高不能低的状况，打破在干部任用上形成的“潜规则”，改变论资排辈、看关系不看业绩的做法，杜绝用“没功劳有苦劳、没苦劳有疲劳”思想选人、用人。 对那些能力平庸、干不出业绩也不想干事的人，要么促使他们提高工作能力，干出成绩；要么腾出位子，让给那些有能力、有魄力，想干事也能干成事的人。 我当领导的经验是，谋事在人，成事亦在人；不谋不成，小谋小成，大谋大成；没有高素质，哪有高水平；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让有能力的人坐在最适合的位置上。 清醒四：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3.把握轻重缓急，关键在于落实 高效率办事，既需要执著的敬业精神，也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知识能力素养。 我虽然在转业前是部队一名正团职指挥员，但我是由一名从事专业技术的干部成长起来的。因此，我后来不注重官位而注重自己的能力。 官位不见得让人获得尊严，但能力却能让人受到尊重。回到地方后，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普通干部，许多同事都以为我是一个营连职干部。因为我完全是由组织上安排到检察院工作的，除了有关领导，知道我情况的人并不多。我知道，同时我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就在这个岗位上干到退休吧。任何奢望对自己都是一种无谓的折磨。 因此，我下定决心，运用知识触类旁通的规律，将在部队业务工作中的一些有用的积累与自己的实际工作需要结合起来。还算不错，半年多时间，以我为主承办了三件自侦案子，移送法院后都是有罪判决，这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高效率的表现。我以我的能力所表现的行动让有些曾斜着眼睛看我的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了，用能力创造了效率，也获得了尊严。 下半年，机关常委改选，我全票当选为委员。后来领导要我担任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我想一方面是大家看到我的能力，另一方面，时间长了大家知道这是个正团职干部，也不计较什么，老老实实做事，也许是出于同情想给我点面子。然而，对我来说，真是一百个不情愿。我找了几位领导，说我在部队没有从事政治工作的经历，对党委工作不熟悉，加上到地方后，天天办案子，大多数机关干部也不熟悉，这都是不利于履行职责做好工作的实际问题。再者，我半路出家从事检察工作，我想在工作中边办案边学习，掌握一点法律知识，总不能到退休了还是个“门外汉”吧。一些业务部门的负责人认为我既爱钻业务也会办案子，而且好管理，对我印象还好。我就利用这个情况，请他们去给领导做工作，并承诺，只要做通了领导的工作，不让我做专职副书记，我愿意到他们手下工作。 但是，事与愿违，我还是担任了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不久又担任了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我这纪检组长还不是党组推荐的。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肯定不会推举我，他们推荐了两个老同志。当时上级组织来考察，想从两个被推举的候选人中选一个，于是组织了我单位的中层干部开座谈会。那些中层干部和老同志就讲，今年回来的这个老黄是最合适的啦，他本来就是正团级干部，回来什么也没安排，照样工作兢兢业业，而且表现了他的能力与水平，他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那时，组织部居然采纳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就把我搞到市委常委大会上通过了，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市委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我被任命为纪检组长。于是，我又捡了个领导做了。 纪检组长是个得罪人的差使。我顶住压力，查处了多起内部违法违纪的案子，并发现，敢胆大妄为的人，不是没有头脑，就是有较硬的关系网。所以在查案过程中，得罪了领导和同事，感受到了只有第六感官才能感觉到的委屈，我也无怨无悔。 谁都知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决策正确，关键在于落实，也就是“干”，要想高效率地办事，就要实干和巧干。 权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是党和人民让我们干事的资本，也就是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干事的资本。要善于充分运用权力来做好一项一项的工作，做成一件一件党和人民满意的事，要充分运用这些资本经营好一个地方，真正致富一方百姓，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充分发挥权力资本为民办事的最佳效用。 但是，也应看到，如果权力资本运用不当，滥用权力，也会导致权力腐败，使自己走向反面，危害党和国家、危害人民和家庭。 “十大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工作重在落实，要做好事，必须要有扎实的工作作风，一件一件抓，一个环节一个环节抓。“细节决定成败”，最终检验领导干部工作绩效的不是停留在嘴上、纸上的工作计划、方案，而是实际工作效果，老百姓的口碑。只讲不做会丧失民心，所有计划、方案只有转化成工作绩效，才真正体现其价值，言行一致才能赢得民心。 我国是一个缺乏落实文化的国度。这并非是妄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之言。梁漱溟就说过，中国文化是一个“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梁漱溟的话不是空穴来风。从春秋战国时天马行空般的论辩，到魏晋盛行的清谈之风，无一不是这种不落实文化的反映。 这种不落实的文化，对后世有着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现在的许多组织成员在工作中，不能有效地抓落实。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的方面： 一是只图形式，不管实效。一些人靠会议落实会议，靠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习惯于当“收发室”、“传声筒”，认为只要是会开了，文件发了，话讲了，工作任务就落实了。结果是，层层喊落实，层层不落实。 二是抓而不实，抓而不力。一些人部署工作时，雷声大；落实工作时，雨点小。工作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热衷于搞“达标活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而实际上没有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三是遇事推诿，不负其责。一些人没有责任心，遇到问题能推则推，能躲则躲，能将就则将就；有风险的工作不愿干，有困难的工作不去干，得罪人的工作不想干，在其位不能谋其政。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切不可惰性缠身，否则就会误事、误民。要立志做策马奋蹄的先行者，万不可做得过且过的撞钟僧。 做事就要做到事半功倍，还必须讲求工作方法。凡事要化繁为简，要事急干，急事早办，动必量力，举必量技，切不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更不可把复杂的事情离奇化。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被称为一锹土事件： 某汽车厂在自己的地皮上，用自己的钱搞一项技术改造基建项目，竟然拖了两年零九个月才办完了破土动工的手续。在办理手续中，该企业前后共盖了20多个章，而盖一个公章往往又要好几个人签字，一锹土未动就交了各种费用51万元。该厂原是个汽车修理企业，后来转为汽车组装和挂车、半挂车、汽车配件制造。多年来基本上未进行过很好的技术改造，不适应当前生产任务的需要。于是，该厂向主管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在厂区内扩建新厂房，资金由工厂自筹。由于该厂属于某自治区两个厅双重领导，厂址又在自治区首府，这样就增加了办事的难度。于是，技改报告这个“皮球”被踢来踢去，经过了自治区和首府20多个有关单位，经过了140多人的手，一直拖了两年零八个月未办成。此事后来被新闻单位披露，引起有关领导的重视，又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挖开了第一锹土。 还有一篇资料，河南有一位名叫郭东安的农民，从49岁开始办身份证，先后四次在镇里办理，今年62岁了，历经13年才见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证。美籍华人阮大方打算在浙江杭州投资创办灵隐停车场，从1993年开始，他先后跑了32个部门，盖了214个图章，耗费数百万元，可是直到1998年初还没有办成。 这些沉重的案例都说明一件事，在我们干部身上存在严重的拖沓之气。办事拖沓原本是旧衙门作风，现在之所以成为气候，主要根源还在于有些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特权思想和明哲保身意识。有的是为了逞权势，故意卖关子、兜圈子，找托词；有的是为捞好处，利用权力来“吃拿卡要”；有的是为了推责任，对一些问题，害怕出了岔子个人担风险、负责任，于是一拖再拖。这些现象不但会败坏个人形象，也有损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坚决杜绝。一个好领导必然是一个雷厉风行、果断快捷的人，做到说干就干，毫不含糊。 做事要抓住根本。否则，舍本逐末，问题永远也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明了这一问题： 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发现袋鼠从笼子里跑了出来。于是，他们便开会讨论原因。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袋鼠从笼子里跑出来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笼子的高度不够。于是，他们决定把笼子的高度由原来的10米加高到20米。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袋鼠还是跑到外面来。 他们将高度加高到了30米。没想到，他们又看到袋鼠全都跑到了外面。管理员们很紧张，他们准备将笼子的高度加高到100米。 正当管理员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加高笼子时，长颈鹿来和袋鼠们闲聊。长颈鹿问袋鼠：“你们看，这些人会不会再继续加高你们的笼子？”袋鼠说：“很难说。如果他们还继续忘记关门的话！” 这个寓言故事说明：做事要抓住根本。否则，舍本逐末，问题永远也得不到根本解决。做事需要掌握一定的工作技巧，要善于区别轻重缓急，把握主次矛盾。但是，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许多人就缺乏这种做事的工作技巧。有的抓不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分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有的思路不多，方法不对头，措施不得力。结果力气没少下，效果却不明显，落实也到不了位。 事实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组织，其领导者都是具有抓落实工作技巧的人。比如德国的罗兰·贝格公司，其创始人罗兰·贝格，就有一套有效的抓落实的工作技巧。 罗兰·贝格每天都把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和需要别人做的事情制成“内部备忘”，发放给相关人员。每一份“内部备忘”都标注上具体的时间，到了这个时间，秘书就会把“内部备忘”重新放在罗兰·贝格的办公桌上。 罗兰·贝格说，没有人能侥幸让他忘记一件他关心过的事情。他还认为，如果整个组织系统的领导者都掌握了做事的工作技巧，那么，高效率的做事就不再会是难事了。 做事是一个人人生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一个人只有将生命的历程与体验紧密地与时代合拍、与社会合拍、与党和国家的命运合拍才能呈现出最美丽的风景。 真正的干事者不为名，不为利。干事者最大的动力是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比忠诚，激励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是他们对群众、对工作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名利不会在他们的人生字典里留下隽永的痕迹，事业的发展、国家的繁荣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逐利者的本质是见风使舵，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干事者的本质是积极肯干、为党为民，哪怕事业上遭受挫折也决不放弃。他们的心中装有追求真理和正义的理想，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刚直不阿的风骨。在跌倒处爬起，从低谷迈上高峰，是他们最真实的人生写照。 清醒四：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4.细节决定成败，不做表面文章 几十年来，我对待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我对待工作，能真正做到一丝不苟。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日常工作与法律监督工作息息相关。执著于自己认定的信念，尽心尽力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处理好日常遇到的每一件工作。 记得在1998年，院党组分工我主管监所检察工作之后，我了解到，1994年市公安局在紧靠市一看守所围墙的边上建了一个煤气站，常年放置着市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液化气。这是严重违反有关规定的，成了威胁一看守所安全的重大隐患。这个问题虽然检察机关多次口头、书面提出建议，一直没有得到纠正。为此，我找到当时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提出意见，并在一次有市委有关书记参加的安全工作检查及随后的碰头会议上，对公安局参加会的主要领导当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要求其立即纠正。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职务比我高的领导丢面子难堪，甚至对我有意见，但为了工作，只好拿下面子。问题立即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领导同志也谅解了我的做法，我深受感动。 另外，省属坪塘劳教所以往年年都发生死人的生产安全事故，我分管监所检察之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安全事故不可小看。首先劳教学员虽然犯有罪错，但其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其次，年年发生严重的生产安全事故，不仅影响监管秩序，也影响教育改造效果；第三，连年出事故，关键是领导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防范措施不力。 1999年，我针对该所又发生一起死亡3人的生产安全事故，且未仔细分析事故原因就准备作结论，不乐意接受检察监管的情况，向省司法厅、省劳教局和劳教所有关领导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指出：一、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二、人民检察院对监管场所的法律监督是通过派驻检察官实施的；三、人民检察院派驻的检察官相对所驻的正处级的监管单位而言，充其量是一个科级单位，但它是代表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职责的；四、谁藐视这个规格不及的检察官，就是藐视宪法、法律，就是藐视检察机关；五、不依法严格履行监管职责，出了问题绕过检察监督，我们不开通行证。陈述了预防安全事故、保护被监管人员生命权和健康权与维护监管秩序、提出改造效果的关系等。这次，这些单位的领导都虚心听取了意见，结合这次事故，对以往事故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查找了原因，并研究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同时，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此后，该所连续多年没有发生类似事故，而且无论其改造效果，还是经济效益在全省劳教系统都处于领先地位。 我总是以执著敬业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处理好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的每一项工作，不但提高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和效果，还密切了检察机关与相关单位的联系。所以，一个检察官，特别是一个有领导责任的检察官，只要心底无私，敢于负责，就能高标准成事。 现在，领导难做，讲的是我们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发生了变化。在新的时期，新的挑战、新的矛盾、新的问题需要我们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强的才能，更高的水平去迎接新挑战、破解新难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领导比以前难做，这是必然的。唯其更难，才说明时代前进了，事业发展了。难当领导，是说面对和谐社会、效益社会的艰巨任务，面对改革、创新、开放的更高要求，对干部的要求更高了，标准更高了，难度加大了。 难做领导，这是我们的落脚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共产党员的风范。挑战严峻、难题多、任务艰巨，恰恰是为我们展示才能，为社会发展创新创业提供了大有作为的舞台和机会。从另一方面来看，难做领导难在哪里呢？其实我们难就难在自身的责任心、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难”在我们自己。可以说，万事皆备，就看我们的执行力，就看我们如何抓落实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心力有多大，能力才会有多强。我十分赞赏有的同志所讲：认真第一，能力第二。认真来自责任心，来自有心、用心、尽心。作为领导干部，在历史使命面前，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尽心尽责，否则，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查阅历史，一个王朝覆灭之时，一个政党下台之时，并不是缘于没有人才，而是大家都没有责任心，好像事业好坏与己无关。“家宅将倾，视若观戏”；“马厩失火，处若邻人”。归根结底都是内因。 做事，毛主席讲，要“精益求精”；居里夫人讲，要“追求卓越”；美国前总统卡特在竞选时写了一本书：《Whynotthebest？》（《为什么不是最好的？》），讲的都是标准。 有些人，对工作无所谓，粗枝大叶，低标准。这些人送上来的文件，往往空洞无物，不合逻辑，还错字病句频发。有的人就是不认真、不准确，还自恃聪明，仿佛一看就会，一听就懂，一讲就通，但就是一做就错，一下笔就离题，这也是素质不佳的一种表现。 近年来，在用什么作为工作标准这个问题上，不少同志脑子里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 有的以个别领导的满意度为工作标准，做什么工作首先看领导的态度，领导喜欢的就拼命干，不喜欢的就不干。不否认，上级领导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群众的愿望，但毕竟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意志和随意性。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干工作，就难保不偏离党的工作目标，难保群众真正满意。 有的以工作做得新颖、时髦为标准，就是什么工作做起来引人注目、招风打眼就做什么，且名之曰“创新”。工作上追求创新是没有错的，但这和刻意求新、追求时髦是两回事。创新是从客观现实和需要出发，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获得更大的效益；而标新立异赶时髦，则既不注重实际，又不注重效益，除了表面上好看，对事业并没有多少益处。 有的以安全稳妥、不出事故为标准。的确，我们做任何工作都要防止决策不当、出手不慎而给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造成损失。但安全稳妥、不出事故只不过是为工作提供良好的环境和质量保证，而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是要出成绩，出效益，出战斗力。 诸如上述工作上的低标准、歪标准还有很多，在一定程度上都对我们的工作指导思想起了干扰作用，甚至使工作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不仅群众不满意，也使得许多投入未能转变成应有的效益。这样的工作干劲越大越远离党和人民的要求。 那么，什么是我们工作的高标准呢？ 高标准、严要求说白了就是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执行力，瞄着高标准，选择较高起点，采取科学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永远不要退而求其次。只有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过关。做好了，才叫做完了；追求卓越了，才能获得成功。安于平庸是你最大的敌人，唯一的办法是追求卓越。只有不断进取，自我加压，不言满足，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干部。 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是人干出来的。没有一件事是具有决定性的，但一千件事，一万件事，每一件事只要做得稍微好一点，积累起来就是让人忘不了的感动和荣誉。什么叫事在人为？事在人为就是别人能做到的，你一样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你也要做到。什么叫志在超越？志在超越就是要超越自我，在观念上要超越自我，同时要超越别人、超越过去。要大力弘扬不断超越：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只有不断超越才有发展的空间。 干事者最大的欣慰是看到自己付出的劳动绽开出事业的绚烂花朵，在铅华洗尽的背后是干事者最幸福的笑容。 修身、齐家、报国、平天下，成就一番事业，将所学、所谋、所干最终统一为所成，不仅是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也是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根本性动力。 清醒四：占着茅坑不拉屎，必会被轰走 5.在得失面前，要有平常心 没有内在修养的高风格是不存在的。 我刚回检察院办案时，因为检察机关费用紧张，办案出差的费用都是在发案单位报销。发案单位在处理出差经费时是很给面子的，许多人也比较随便。但我想，发案单位的钱也是国家的钱，作为一个检察官为国家履行职责，别人给你面子，但也是考验自己自律性的时候。所以，我多次出差从不讲究吃与住，吃的标准就是填饱肚子，住的标准就是能睡着觉，我多次住防空洞旅社，3~5元一晚。记得我在办理省商贸公司的案件时，去深圳调查和追款，一个星期只报销了380余元。公司经理看着追回的几十万元，对我说，老黄，难得呀，共产党的钱都不会花的人。我说，人嘛，吃好点，住好点，既不长皮，也不长毛，更不益寿延年，那么多百姓不就是这么过的吗？ 我在我们省送变电建设公司主办和协助处理过几宗案子，该公司领导有感于我从不乱花一分钱，还将案件办得让他们满意，就主动找我，想将我爱人调到他们单位工作。其实，我何尝不想呢？我爱人所在的单位效益极差，而该公司到目前都是一个效益很不错的单位。但是，我除了考虑有以权谋私之嫌外，更多的考虑是，这些关心我的人都已是朋友了，万一让这些十分敬业、严于律己的好领导背上与检察院拉关系、自己屁股不干净而寻求保护的黑锅，怎么对得起朋友？所以我宁肯让我爱人提前退休，也不会给别人添麻烦。 现在领导生存也是个敏感问题。我在我们的班子里，除了一把手，我的年龄和资格都是最老的，但我从来未给任何人提出过坐什么车的问题，安排什么车就坐什么车，绝不攀比。因为我上街乘坐公共汽车时看到，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背着背包，如果能坐上一个座位，就一脸荡漾着幸福的笑容。我们除了职务以外，不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吗？ 总之，在这些小事上，我是对得起我们发案的单位和自己良心的。 要巩固和提高我们的发展水平，还需要我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何小富即满、小富即止、小富即“吹”、小富即奢的思想都是没有出息、极其有害的。 现在，我们有一些人身上就存在着“吃喝玩乐站在第一线，革命斗志退到第二线，违法乱纪超出了警戒线”的现象。他们也许认为，吃吃喝喝是小事，只要不贪不占就没事。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任何事情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小节上不注意，必然会酿成终身遗憾的大错。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因此，我们要牢记先人早就讲过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格言，把艰苦奋斗作为清醒剂、强心剂。 在思想上要有艰苦奋斗的意念。要有不畏艰难，知难而进，锐意进取的品格；有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开拓向上的精神风貌；肯学、肯钻、肯思，勤于理性思维，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解决。 在工作上要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能乱铺摊子、滥上项目，为追求政绩建了又拆，拆了又建；要有奋发图强、勇于拼搏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努力创造一流的成绩；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提高工作标准和要求，不但要求过得去，更要求过得硬；要有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不能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矛盾就撒手，要始终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拼命的精神。 在生活上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我们只有在生活上保持勤俭的习惯，才能真正地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事业不允许我们有浪费奢侈的行为，不允许我们讲排场，比阔气。不要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我们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就是日后我们生活富裕了，经济发达了，也不能有丝毫奢华之气。我们应从少喝一杯酒、少抽一包烟、少用一升油做起，艰苦奋斗，勤俭创业。 我这人有点犟脾气，还喜欢管那些不该管的事。 2000年上半年，长沙市南门口一位老人，姓罗，86岁了，他家隔壁就是一个街道工厂。因为这个街道工厂的改造、重建，使他的一间私房四面开裂。当时，他把这一情况向厂里反映后，厂领导怕房子垮塌砸死人，马上叫他们到外面租房子。这个家里四口人，儿子儿媳都下岗了，一个孙女在读书。厂里给了他家900元钱，老人家很快租了房子，且还能节约出几百元钱。他觉得这厂还不错。但到第二个月，老人再去找厂里要钱时，厂里不给了。厂里负责人还说，你房子裂了与我们厂子有什么关系呢？你有理由，你去告状嘛！ 不知厂里摆平了关系还是其他原因，罗老找到街道办事处，没人理他；找到法院，法院不理；找到区政府，区政府不理。因为，你没证据，怎么来告状？一个普通的公民，他只知道街道工厂改建后，自己的房子四面墙开裂了，但他绝没有能力和资格确认二者的因果关系，他是拿不出证据的。 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找到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每天上班，第一个电话就是他的。他把情况向我反映，我告诉他，这种案子按照法律规定，不是我管的，我把我们的职责告诉他，我说，这个案子是法院管的…… 一连几个月，我都没想出好办法，一听到电话响，心就发慌。到年底，我来了灵感。我想到市规划局的胡局长。因为规划局有个行政案子，通过我们抗诉以后，胜诉了。胡局长对我还蛮感谢的。我想如果胡局长能到现场去看一下，他就能看出到底罗家的房子开裂与工厂建房有无关系。我想到这里就很高兴。 第二天，罗老又打电话给我，我说：“罗老，你叫你的儿子去找规划局的胡局长。”“他们不接待我呢？”罗老说，“去过。” 我说：“你说是我要你找的，他就会接待的。”后来他儿子直接找到胡局长说：“是黄检要我们来找的。”胡局长打电话给我：“有个姓罗的两夫妇来找我，是你的亲戚，还是……” 我说：“什么都不是，但是我听到他们一家的情况，是十分令人同情的。他家里的房子四面开裂，老头子晚上连觉都不敢睡，他怕房子倒把他的家人砸死。据我分析，他房子开裂是与旁边一家工厂的改建有因果关系的，如果能找到这个原因，就给了老头子一家人一条生路。” 听到情况，胡局长叫他们夫妇走后，立即向我打电话，他道：“黄检，我明天带上我们的专家，我准备通知区政府法院、街道办事处一起来参加，现场解决问题。” 我说：“胡局长，我首先谢谢你，你给了我面子。我也代替罗老一家谢谢你。你若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心里也掉下一块石头。那老人家天天给我打电话，我又无能为力。” 第二天，胡局长果然依言而行。专家当场就罗家房屋开裂的原因做出了鉴定，法院当场表示受理。 老百姓很淳朴，第三天，罗老带了他儿子儿媳在门卫那里等着我。门卫见我来了，就对罗老说：“这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检。” 我也没见过他们，我问他才知道是罗老。我带他们上三楼。老头上三楼都要停歇两次。进得门，他要求儿子儿媳向恩人下跪叩头。我立即说使不得，使不得。喝完茶后，我送他们走了。 我绝对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唯一得到了良心的安慰。不是我境界有多高，而是我看不得这样的事，也听不得这样的事。我一辈子做人，从不搞歪门邪道，我也听不得别人搞歪门邪道欺负弱者。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一个能抬起头做人的人。我做人的作风就是这样。我有社会责任感，我总想对我碰到的每一件事负责。我认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这样做。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以什么样的风格处事，直接关系党的威信和形象。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一个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成在作风，败也在作风；一个干部的形象，好在作风，坏也在作风；群众对干部的评价，誉在作风，毁也在作风。因此，小至做人、办事，大至治党、治国，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充分认识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切实转变和改进工作作风，真正做一名作风实、形象好的领导干部。 有的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遇荣誉就上，见责任就推；有的人遇到事情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生怕便宜了别人，亏欠了自己。心思不是用在工作上，而是如何为自己、亲朋好友谋私利，工作中掺杂个人感情，工作漂浮，不愿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指手画脚当领导老爷。这都是风格不高的表现。风格不高，威信肯定高不了，就难以让人信服、信任，就会缺乏凝聚力和号召力。 一名领导干部有人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处事的高风格上。高风格处事体现的是高风亮节、是思想境界，更是一种眼界和胸怀。眼睛盯着事业发展的大局，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对待个人进退得失时就会多一分坦然，在处理同志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增几分大度。 对待事情要有平常心，对待事业要有责任感。以这样的态度处事，就会扎牢成就事业的根基，就能树立起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就能以人格的力量推进事业的健康发展。 领导干部立身处世，要多一点坦荡、多一点豁达、多一点从容，做到磊落处事、谦和待人、淡泊当领导。要团结共事，讲团结，既是领导干部人品修养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一个领导班子整体素质高低、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准。要与人为善，平等、真诚、友善地对待同事，既是为政之道，也是为人之道。要心态平和，对工作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仕途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不仅是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表现，更是干部党性强弱的体现。 我觉得处事的最高境界应像孔子所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世事纷杂，美丑交错，但只要能保持水般的柔和、清澈与灵动，保持山般的质朴、沉稳与执著，就能在生活中随遇而安，淡定自若，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千般美景，万里晴空。清醒五 ——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山西平遥旧县衙门前有这样一副对联： 得一领导不荣，失一领导不辱，勿说一领导无用，地方全靠一领导；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好欺，自己也是百姓。 这副对联既道出了当领导的本质，又给上堂喊冤的百姓一种真实朴素的亲切感。其实，“领导”与“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人类社会，有许许多多事务需要专人去管理，于是就有了“领导”。一个人从一般社会成员变成“领导”，就意味着多了一种责任，即不仅要管好自己，还要管好别人、管好一个地方或部门。“领导”由小变大，也就意味着责任的范围由小变大。为了方便管理，人民赋予“领导”以一定的权力，当领导也就是掌权和用权。不言而喻，权力应当是“领导”用来履行职责的手段和工具，而绝非地位高人一等的理由。 古往今来，当领导之道，各式各样；当领导之术，五花八门；当领导之招，千奇百怪。当领导者千人百面，千姿百态。千古流芳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名垂青史者有之，烟消云散者有之。 有人为了升官费尽心机，挖空心思，不踏踏实实做事，而是研究什么“厚黑学”、“权力场之道”等等所谓的“潜规则”，不思为民谋利之道，专攻投机取巧之术。可以说，这些人在政治上走入了迷途，在思想上陷入了“为了当官而当官”的误区。 我以为，既然当领导，就得做一个人民满意、群众认同的领导，做一个“当官一任，造福一方，无憾一生”的领导，牢记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为民、务实、清廉”这六个字，不愧对手中这份权力和责任，不愧对人民群众对你的期望和信任。 清醒五：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1.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清醒五 ——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1.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古人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们谁能说这不是经典？有人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连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心灵里都已经埋藏下了“官本位”的影子，我们还有人不为名利二字而当领导的吗？ 我们当领导或是为了那“千钟粟”，也或是为了那“颜如玉”，但很少有人当领导的目的就是“当官一任、造福一方”。看有些千方百计想进权力场的年轻人，他们无非是羡慕当领导者的奢华与排场，更是羡慕他们的气势和张扬。 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大潮太过汹涌，太多的铜臭和市侩声已经污染了我们的心灵；是不是社会的冷漠已经使我们无法正确地判断方向，是不是……人们有太多的疑问，也有太多的迷惑。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一个民族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能力，还取决于当领导的执政能力，取决于他们为了“什么”而当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任还是要落到当领导的肩上，但是，许多人说，看看我们有些当领导的状态，人民能见到希望吗？ 以上这些，其实都只是片面的看法，其实好领导还是相当多的。正义永远是长存的。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夸大了社会的负面因素。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愿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今天依然一样有。 我作为一个检察官，20年来，我是头顶着法律，心系着百姓来履行职责的。 2000年，宁乡县有一个电力事故的案子，案情并不复杂：一个破产停办的砖厂，因欠债，厂里的变压器被债主拆走，连接变压器的电线悬在原放变压器的水泥墩上面。电工曾多次向电力部门反映，但线路一直处于输电状态。一个九岁的男孩放学后因好奇，爬上水泥墩去扯线头，双手被电残废，其中一只手完全丧失功能。 被害人提起赔偿的诉讼后，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电力部关于由属权所有单位负责赔偿的规定，判决由砖厂赔偿受害人40余万元。但砖厂早已倒闭，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孩子的损害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救济。 该案上诉到中院后，中院认为砖厂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力局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孩子可以获得17万元的赔偿。但电力局不服判决，到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县检察院以二审判决违反了电力部的相关规定为由，建议市检察院提请省检察院抗诉。业务部门经研究认为，县检察院建议提请省检察院抗诉的理由成立，同意提请省院抗诉。 我审查完案子后，心情格外沉重，案卷里孩子灿烂和帅气的脸蛋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本来可能一生伴随着阳光和幸福的孩子，因遭此厄运，注定了这一生将充满坎坷和凄苦，并且他需要获得如此一点可怜的救济都那么曲折。因此，我认为这个案子不能抗诉。首先，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全社会都有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第二，电力局对全县人民的安全用电负有教育责任。第三，电业局对全县人民安全用电有管理责任。砖厂停产后，你要管理，变压器被人拆走了，电线吊在那里，还通着电，有人反映了以后，你们不采取措施，你们只要停电后，什么事都没有啦。那么，只找产权单位负责，难道你电力管理部门没有责任吗！ 我将我的意见与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交换之后，他们也同意了我不能抗诉的意见。 后来，电业局局长直接找到我。我给他讲了不抗诉的理由后，告诉他，外地类似的案例赔偿标准是500～600万元，你负次要责任，赔200～250万元也是应该的，更何况一个孩子的健康与前途是无法用金钱来计算的。这位局长无话可说。 很遗憾，这个案子还是被省检察院抗拆了。重审时，调解，只赔了7万元。我听了心都是寒的。我很困惑，他们怎么能这样履行职责，如此忍心对待一个受到这么严重损害、渴望得到法律救援的孩子？也不知他们是否想过“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此时，我只恨我的权力太小了，不能为这个孩子伸张正义。 很多人会反问，当领导不为钱、权，那究竟又为了什么？ 最先定位的应该是毛泽东，他明确指出“当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后来刘少奇在接见淘粪工人时说，“你当淘粪工人，我当国家主席；我们的岗位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岗位不同，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变。 如今，中国的权力场上还有许多邪气。这些年我们看到不少“万般皆下品，唯有升官高”和“升官发财”的典型事例。正因为如此，为着高就，人们才不惜“卧薪尝胆”、不惜出卖人格、不惜闯红灯搞那些非法的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为了保领导才有“局长杀副局长”的命案，更有那为村领导的落选而杀人，可见“当领导的确比命重要”。 从市场化的责任体系说，承担了责任而得到相应的报酬也是合理的，但问题是权利得到了，责任却没有。如我们都知道的“红心鸭蛋”流通事件，竟然没有人负责！我们的领导，国家给了我们权力和俸禄，应是人民公仆吧，我们理应尽心尽力地负起责任。然而我们有些人当领导是为了什么，是给自己捞好处，是为自己谋利益。 从理论上讲，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应该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可惜的是，我们见到的一些领导谋求“进步”的目的并非真的是为老百姓服务，而是在为自己的长期利益服务。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的确看到很多任劳任怨、克己奉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也正是这种奉献精神才形成了我们的党魂。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面对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有些领导都陷入了迷惑，不明白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当领导。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强大，希望我们的人民变得更加富裕；希望我们的未来变得更加美好。但是这一切希望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切首先需要我们当领导的怎么做？那就是我们到底在为“什么”而当领导，到底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而当领导。 新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最近一次讲话中，曾说了这么一句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话：领导干部要“围着百姓想，围着百姓转”。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的具体化。 “围着群众想”，应该是领导干部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一切从群众角度、百姓诉求和人民利益方面着想，以“群众赞成不赞成，需要不需要，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最高目标和唯一标准，心甘情愿地当好人民公仆，为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时时牵挂百姓的安危冷暖，常常惦记群众的柴米油盐。 春至，去农村困难户家探望他们怎么度过饥荒； 夏临，给街头蹬三轮车的下岗职工递上一杯饮料； 秋到，起个大早和环卫工人一起清扫缤纷的黄叶； 冬来，走进孤寡老人的家中给炉子更换一块煤球。 下雨了，想着谁家的屋顶漏水； 飘雪了，挂念哪家的被褥单薄； 刮风了，思考露天的排档群要着手搬迁…… 要真正做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围着群众转”，就是各级领导要目光下倾，身子下沉，脚步下落，深入并生活在群众之间，和百姓打成一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与群众的荣辱兴衰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农民朋友建设新农村的现场，有你奔波忙碌的身影； 企业改革重组的会上，闪现你果敢坚毅的面容； 学校危房绽开的裂缝，你是第一个目击者； 城市巷道路灯不亮，你是最先的知情人…… 手机为群众开着，家门为群众敞着，办公室欢迎群众常来坐坐。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牵动着自己每根神经。为百姓之忧而忧，为百姓之乐而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围着群众想，围着群众转”，是检验领导干部权为谁所用、情为谁所系、利为谁所谋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是对上级挖空心思、投其所好、献媚逢迎、溜须拍马，热衷于迎送往来，推杯交盏，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还是为群众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夜不能寐，沉浸于加快发展，繁荣经济，建设小康，共创和谐之中；是“上午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盘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还是“早上围着居民的菜篮子转，中午围着投资商的机器转，晚上围着棚户区的房子转”；是把心思用在跑门子，托人情，拉关系，还是把精力投入工作上，为群众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观和价值观。 前者，无疑淡化了宗旨，扭曲了观念，偏离了党性，冷漠了百姓，最终滑向了居高临下、追求自我、膨胀权利、脱离人民的泥潭，必将被人民所抛弃；而后者，与人民群众身心一体，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是人民群众既得利益的捍卫者，幸福生活的引路人，权利义务的代言人，必然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万事民为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从本质上来说，就应该是为老百姓造福，为老百姓谋利益，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哪来领导干部的好日子呢？ “当领导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当干部。特别是当共产党的干部，如果首先想到的不是老百姓，不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那么这样的干部将失去共产党员的本色，失去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失去干事创业的力量之源。只有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清醒五：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2.一个社会，只靠包公来维护是十分悲哀的 坚持公平、公正有时是会得罪人的，是会树立对立面的，是需要勇气的。但是在不公平的事情面前，我是一个典型的反对派。我从不盲从，我在什么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 一次，我单位准备提拔一批干部，民意测验入围了的已经讨论过了。然而一个民意测验没有入围、工作没有什么业绩建树的人，使出浑身的解数，竟然在几天之后，可以让领导班子单独讨论她的提职问题。虽然我也在事前得到了有关领导的招呼，虽然所有领导成员都表示了同意的态度，但我以充足的理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也起了暂时刹车的效果，也心安理得地又得罪了一回人，因为研究干部是无密可保的。我却纳闷，难道大家都不想一想，如此提拔干部，对广大干部的发展导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 2000年，检察机关换届时，一名基层院的副职被推荐任基层院的一把手。我曾经审查处理一件申诉案，此人将对申诉人有利的证据全部不入卷，公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使申诉人近200万元被收缴。根据这一事实，我认为此人不宜担任一把手。然而遗憾的是他还是做了一把手，并在他任职两年多后，因胆大妄为索贿受贿而被判处有期徒刑10余年。 我想，如果能出以公心、公正来选拔干部，没有把他放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他不至于有此牢狱之灾。是爱了他？还是害了他？ 我认为，当个好领导，当个公正、公平的领导，首先就得有良知。 我是一贯固守良知，处理案件，坚持一准于法的。我认为良知是人类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具有的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检察官的良知就是运用法律，评判是非，惩恶扬善的内在修养。固守检察官的良知，是检察官特别是处于领导岗位的检察官一准于法，不枉不纵，正确处理好各类纷繁复杂案件的人格要求。 2000年初，无辜公民袁某，其妻陈某是省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因离婚财产纠纷，其妻利用各种关系，将丈夫袁某送进了看守所。袁某的亲属将情况向我反映后，我立即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有关同志介绍完情况后，认为袁某涉嫌犯罪，还以法院的相关调解作为依据。 我当时想自己也没有管刑事检察，出了什么问题也轮不到自己负责。但是，想到此案的处理关系到检察机关的形象和监督权威，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一准于法的处理案件就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受外界的任何影响。 因此，我向检察长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此案的看法，并建议召开检察委员会进行讨论。后经研究并报请省院审查，袁某被立即释放，并获得了国家赔偿，使这起错案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这件案子虽然被纠正了，但是，留给我的是更多的回味。第一，那么多人卷入这个简单而明了的错案，是他们不懂法律？显然不是，他们多是从事多年司法工作的领导和业务骨干。第二，案件了结后，法院因违法管辖进行调解，多名法官受到处置，但错案追究制实行了那么多年，将一个明显的民事行为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人群却无一受到追究。第三，法律本应是惩恶扬善的利剑，在这里却成了权力与关系的工具。 1999年，省属某监狱发生一起服刑罪犯脱逃案。我们对涉案的两名司法警察立案查处后，因其中一涉案人是监狱一位主要领导的亲属，该监狱领导几次上门说情，希望交由他们内部处理。有的领导还称，他们的问题是一种过失，情节似乎不太严重。我对他们的这种态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摆事实，讲法律，指出这两干警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违反规定接受罪犯亲属的请吃，尔后还接受罪犯请小姐陪唱，致使罪犯逃之夭夭。 虽然对罪犯脱逃而言，他们在主观上是一种过失，但导致罪犯脱逃的客观情节是十分恶劣的，严重地损害了监狱的管理秩序和法律的尊严，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后来，我们将此案提起了公诉，法院作了有罪判决。 我深深地感到，检察官必须具有良知，反对不管由谁或针对谁的任何违法行为，这不仅仅是为了受害人，也是为了法律本身，这就是检察官借以安身立命的良知。 为了维护公平，我十分注重不断提高抗诉案件的质量。民事行政检察的案件质量是发挥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法律监督权威的基础，也是赢得法院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支持和理解的前提。 近十年以来，全市经我审查抗诉民事行政案件369件，多数做了改判，其中百万元以上的7件，500万元以上的2件。 如1999年，某国有企业不服浏阳市法院对浏阳市某个体户诉九芝堂合同纠纷案的判决，诉讼标的近千万元。经我院抗诉后，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个体户的诉讼请求，避免了国有企业巨额资金的流失。 通过不断提高抗诉案件的质量，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为维护司法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营造长沙市良好的经济环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认为，领导干部公正，办事公平，是领导干部的基本道德要求。 公正是领导干部做人不可或缺的。失去公正，便无所谓公平；失去公正，就意味着失去群众，失去威信。不公不正，是领导干部的大敌。我们领导干部的手中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如何运用权力，解决好各种问题，公正无私是非常重要的道德保证。 古人讲，居领导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所谓公正，顾名思义，公，就是公道，要忍所私而行大义，去除心底的私心杂念，一心为民，秉公办事；正，就是正派，当领导的本质就在于正，要做到身正、心正、行正，不愧于己，不负于心。公正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讲，应该是第一位的原则。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段话实在精辟，我以为这应当成为当今为政者之座右铭。 这个话大家都很熟，这是我们中国人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群众十分痛恨的是，干部因私而不行公正，以致关系网、裙带关系等不正之风盛行。所以，我们只有把公正无私的观念付诸实践，才能取信于民。 “政者，正也”，应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为政者本人要正，对自己要有严格的要求，做到清正廉明；第二层意思是为政者执法要严，对上对下刚正不阿。“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譬如一个教育家，以感化的教育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一个范例。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你领导人自己做得正，下面的风气就自然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 做人“正”是领导干部“正”的基础，而相对于做人来讲，公正当领导则有更高的要求。因为做人只是对自己负责，当领导则是要对一个群体、一个部门负责。“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是组织部门自身建设的核心内容和永恒主题，也是对公正全面而深刻的诠释，同样适用于所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 处理问题做不到公正，不能一碗水端平，不能为群众说公道话，他当领导的准则就会受到质疑，正像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到底，正与不正，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它反映着一个干部从政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为基础。 当领导之人如果能够以民为本，视民心为根，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就会保持“心在国家，情系群众”的平常心境；保持“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想问题、办事情就能够秉持公正，真正做到“以德服人、以正服人”。 “政者，正也。”纵观古今中外的执政者，谁遵循这一规律，就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谁违背了这一规律，就会政息人亡，祸国殃民。而良心是每一个人最公正的审判，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的良心。愿大千仕途皆为有良心之人。 清醒五：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3.每天都对自己的面相负责 领导，是一种工作的职位，除此以外，就是一个平常的人。因此，我们应以平常人之心来对待相处的同事、朋友，平平常常，实实在在。 在我做领导干部的生涯中，我是比较硬骨头的那种人，有点像雷锋同志说的，对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般的无情。只要是正派的人，我是十分敬佩和亲切友好的。 我常说：“在与同事、百姓，乃至在工作中与违法犯罪的人打交道，都应该坚持‘人在人上，要视他为人；人在人下，要视己为人。’”这本是一个有健康人格的人应该做到的，而且也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的，可是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似乎就难以做到了。连一个平时受别人白眼的平民百姓，稍一得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我知道，当领导者就应该跟群众打得火热一些，不然就搞不好干群关系。要想搞好干群关系，就不能是冷冰冰的面孔，就得热情周到一点。 我知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亲切可以升华为大爱，它不是一种姿态，而是对人民发自内心的热爱。 某些领导以为，当领导如果不摆架子，与下属距离太近，就不足以显示领导的威望，也得不到下属的尊重，其实不然。当领导者倘若领导味十足，高高在上，耍老爷脾气，如此作风是不受欢迎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长此以往，此等领导就会失去民心，这对工作大为不利。 某领导在位时，下属与他碰面都恭恭敬敬地向他打招呼，然而他充耳不闻。我猜想当领导的想必是日理万机，当时也许正在考虑大计无暇应答。久而久之，下属对他退避三舍，对工作也消极怠工，致使辖区内的工作出现严重瘫痪现象。如今他退下来了，也许有空暇顾及别人的问候了，但却再也无人问津了。 当领导者若能平易近人，对待下属如同友人，体察民情，这样的领导是深得民心的。因为他具有亲和力，下属会与他亲而近之，对工作也会卖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2003年“非典”肆虐时，胡锦涛总书记出现在城市的街头。温家宝总理到陕西铜川慰问遇难矿工家属时，饱含着热泪说，“我用什么语言也不能表达你们的那种痛苦”。这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是赤子情怀的真诚流露。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经常出现在“与民同乐”的场合，却很少出现在“为民分忧”的场合。他们的身影时常见诸媒体报端，却不能给人民带来真实的温暖和感动。这些干部跟群众之间不是“鱼水关系”，而是一种“蛙水关系”，需要群众时，就像青蛙一样往水里跳；不需要群众时，就跳上岸摆领导老爷架子。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什么样的行动能够感动群众，什么样的行为令人反感，什么是真心为民，什么是摆谱作秀，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凡事都是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如果你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喜乐哀愁，时刻把群众的温饱冷暖挂在心上，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如果哪个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而不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所以，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领导。如果立志做大领导，就会滋生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就会脱离群众，失去对群众的亲情。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群众是我们的执政基础。作为党员干部，应该也必须像对待父母那样，对广大群众充满真情挚爱，对他们体现出真正的物质和人文关怀。 但是，亲切并不等于一团和气，更不是没有原则、一味迎合，做老好人。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做到亲切与原则的高度统一、亲切与权威的高度结合。《论语》中讲：“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意为做人要刚柔结合，把握好一个度。 任长霞亲手抓住罪犯，看到其年幼的孩子时，不禁流出热泪，并且自己掏出钱来交给村民说：“拿这钱给他儿子买点吃的。”在任长霞身上，体现的既有国家权力的威严，又有人间情感的真谛，真正做到了情理兼容，情义并重。这种刚与柔的结合不仅适用于做人和做事，也同样适用于当领导。 心灵如上帝，行动如乞丐。这句话和我经常讲的“低头处世，昂首做人”的道理是相通的。 刘劭《人物志》里有一段话，我们今天用白话说就是，一味刚直而不柔和，就流于僵直；一味强劲而不精巧，就流于蛮干；一味固执己见而不问来龙去脉，就流于愚暗；心气十足而思虑不清，做事就会超越特定的规范；思虑通畅而不平正，就会流于放荡。 这是一种境界，一种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结合起来的为人、处世和当领导之道。所以说，处世的低姿态与做人的高风格完美统一，才能体现出高尚的人格和领导品格。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商”，是指理解他人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它包括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自我意识太强，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就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使人的性格逐渐变得自私、偏执、孤傲。 一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具有较高的情商指数。要善于把握自己和他人的情绪，要对人民、对下属有感情，以真心实意、真情实感去对待他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情商”的问题，更是对一个党员干部的必然要求。 得民心者得天下。愿领导们少一点领导味，多一点人情味，做一个亲切友好的领导。 曾几何时，我们把人性、人情当做资本主义的低级趣味来批来贬。这种做法，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当然恍若隔世。但检讨一下我们今天的政治生活领域，我们的党政部门及领导的从政行为似乎依然欠缺点人情味、人性化而显得干巴，像个机械。 我想，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时下政治常常是上头（党政部门领导及其工作人员）热，下头（群众）不热甚至反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我们的政治宣传（包括对外宣传）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财力但常常收效甚微，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治本身是枯燥乏味的，带有很浓的程式化、形式化、教条化色彩，常给人一种假、大、空的感觉。正因为如此，它其实更需要一点人情的和人性的装饰与点缀。 古今中外的政治史告诉我们，如果给政治一点人性的、人情的和个性的作料，常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会使看似抽象、枯燥、空洞的政治显得具体、生动、亲民，从而增强政治的可信性和感染力，实现寓教（政治）于乐。它在动员社会、影响民众、凝聚人心方面的效果，用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也一点不夸张。 今天，我们大力倡导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这种执政思路，更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改善自身的执政形式，更亲切一些，更友好一些，使之人情味更浓些。这必定有利于行政目标的顺利达成，有利于建设政通人和的局面。 清醒五：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4.不为名利动心，不为权欲熏心，不为排场劳心 耐得住清贫，来自社会的金钱、物质和多种形形色色的诱惑力就小；耐不住清贫，上述诱惑力就自然增大。 几乎所有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他们认为，自己受的苦要有所补偿。这是一个多么滑稽而幼稚的逻辑，到最后自然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也就不难理解了。 今天干事业需要耐得住清贫，要以平静的心境，正视现实，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多看看下面这些人： 周敦颐著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 蜀相诸葛亮，鞠躬尽瘁，粗衣素食，死无余帛； 宋相司马光，“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纯帛”，当官四十余载仅剩“薄田”，其妻死时，手头拮据，只好“典地葬之”； 明代海瑞一腔正气，两袖清风，终生节俭，去世时“家仅俸金八两，葛布一端，旧衣数件”，其后事需由门人发动募捐，方能办理； 清代郑板桥身为县太爷，嫁女竟买不起嫁妆，只好“赠尔春风几笔兰”； …… 这些官员，他们终其一生，都与清贫为伴，最终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 当领导要不贪便宜。 1995年，北京一家单位驻长沙办事处的一位朋友到我家来，看到我家里十分简陋，立即提出帮我装修房子。我拒绝了他的好意。我在简陋的房子里住习惯了，装不装修，其实都无所谓。我是个耐得住清贫的人。 后来，这位朋友的单位与上级脱钩了，并且被一家有实力的企业兼并了。他处于一个有职无权的状态。一次，为了搞一个项目，在单位领导同意但要他自己融资的情况下，他找了一个香港老板合作。这个老板根据合同付了50万元作为前期开办费用后，又反悔不愿投资了，并想将原付的50万元收回。合作已经开始，因此，开支了一些费用，这位朋友一时无法偿还，但双方签了还款计划，还有担保单位。香港老板因担心要不到钱，遂以涉嫌诈骗将他告到公安机关，并将他刑事拘留。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没有批准逮捕被取保候审。其间，他家人已借钱退还了香港人的投资款。但是，公安机关还是以诈骗罪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当时，我正好管刑事检察。市院经检察委员会讨论，认为不构成犯罪并作了批复。然而，香港人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我那朋友的所在单位倒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为此，他们将我作为他的保护也搭了进去，到处告状。省院检察委员会讨论该案之后，也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不构成犯罪。 案子结后，一次过年，这位朋友带了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来看我。他爱人进了屋，他却在楼下不进门。我将他接进来后，他十分内疚地说——我红火的时候，从未帮过你，年都没给你拜过，我落魄的时候，你却不顾别人告状为我主持公道，我不好意思见你。 我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说，举贤不避亲，我们为主持正义也应该不避朋友呀。幸亏我以前没接受你帮我装修房子，不然，我不仅帮不了你，可能还会把我带进去。 假如当时我要他帮我装修房子，在后来他出事时，我就说不清了。由此事看出，当领导，绝对不能贪小便宜，否则会误了大事的。 在有些问题上，我也没有超凡脱俗，我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但我绝对不利用职权来谋取个人利益。 我曾经多年主管政治部，其中的干部工作是一项极为敏感的工作。我绝不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让私欲使自己的心理失衡，坚持调进干部、招录干部按政策规定一碗水端平，提拔、任命干部按实际表现和成绩一碗水端平。有些干部跟我聊天时问我，你管干部时怎么那么实在？ 我跟他们说：无论你们是找事业，还是来找饭碗，我都希望你们昂首挺胸进来。我不能让你们还没有踏进这个门槛，或者在进取过程中因为我而留下一个阴影在脑海里，你们若是自己或者亲属送了钱给我，请我到好地方吃了饭，可能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第一，潜意识里，你们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无论你们是进入或者是提拔都不认为是自己办事能力的作用，而是红包的作用。第二，你们会想，进这个执法单位时，领导都收红包，那整个社会该是何等的肮脏。第三，领导有权利收红包，到时你们有了权力，你们也可以收呀。第四，我若收了你们的红包，每天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我如何与你们面对和相处呀。我脸皮再厚，我也不敢干这种事。 所以，我不断告诫这些检察官，做人一定要耐得住清贫，耐得住清贫才能正派，才能不搞那些歪门邪道。 “打铁就要比钢硬，搞反贪就要自己先戒贪，无欲则刚，无欲无畏”。说这话的人叫王书田，参加工作32年，先后担任过派出所所长、公安局政委、副检察长兼反贪局长。他严于律己，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以案谋利，从不拿法律、原则做交易。他常说，正是有了这样的职业操守，他才能冷静地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平静地与家人过着俭朴淡然的生活，克勤克俭，清廉如水，维护着法律的尊严和执法者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王书田在临潼区公安局当政委时，就是个口碑很好的领导。1997年10月，王书田的父亲病逝，干警们按照习俗，凑了9000元作为行礼送了去。 王书田处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一回到单位就把这些礼金交给了政工科，要求逐人逐份退回去。政工科科长为难地说：“王政委，你对自己要求也太严了，婚丧嫁娶，随个份子，这是人之常情，你这不是让大家难堪吗？”王书田却对政工科科长说：“你告诉大家，心意我领了，我不是别人，我是政委，这钱我不能收！” 王书田先后三次住院，摘掉了脾脏，他自身的机能已不能合成蛋白，为了维持生命，按医生要求，每周要注射两次血白蛋白，一支200多元。一个月下来，他的工资收入几乎就用完了。为给王书田治病，耗光了家里本来就不多的积蓄，还借遍了亲戚的钱。无奈之下，妻子李玉琴只得卖掉了王书田工作大半生唯一落下的一套房子，全家日子过得十分清苦。王书田的岳父，也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养老钱为女婿治病，自己竟拄着拐杖在离家不远的菜市场捡拾别人丢下的菜叶。王书田住院时，女儿王楠欣每天到医院给父亲送饭，却舍不得坐公共汽车，为的是节省五毛钱的车票钱。妻子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和生活，完全待在了家里，为维持家庭生计操碎了心。王书田对妻子说：“下次我要是再犯病，你就别救我了，我不忍心让你、老人和孩子为我活得这么苦、这么难。” 按说王书田是副检察长，有困难完全可以向单位开口，妻子几次劝他申请补助，但王书田却说：“医保是国家的政策，我作为一名领导更不能提这个特殊要求。咱宁为公穷，不为私富。”这就是王书田！ 谈到王书田的生活习惯，王书田的妻子李玉琴说：“他简直太节俭了，我和女儿也深受他的影响。我和书田结婚22年来，他只有三件T恤衫，全是我给他买的。最贵的一件T恤，是2003年夏天，他第一次大出血住院摘除了脾脏后回到家我拉着他上街买的，花了240多元。当时他还死活不让买，嫌太贵了。我火了，就说他，你现在都什么样了，还能穿多长时间呀。其实我心里有些话，不愿当他面再说下去。那是他那次大出血把我吓怕了，我是担心他哪一天要是真的去了，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穿过。” 王书田在针织厂当工人时，他最爱穿的衣服就是工作服。当警察、当检察官时，他最爱穿的衣服还是制服，连过年过节都舍不得脱。他常常对家人说：“制服最好看了，穿上它让自己什么时候都记得自己是干什么的，什么时候都不忘自己身上的职责。” 七十多岁的刘老太太，是王书田的一个老邻居，她常对人说，王书田这领导，没一点架子，真是个好人。当王书田生病后，刘老太太坚持到家里看望他，看到王书田简陋的家，老太太更是感慨万千：“我一辈子都没见过书田这么好的人，这么穷的领导。” 王书田自己说：“守得清贫，工作踏实，吃饭踏实，睡觉也踏实。”“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但生活要看自己的条件，条件达不到，就不要硬求。”王书田豁达地说。 常言道：“难耐清贫莫当领导。”能不能以平静的心态耐住清贫，是考验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修养品位、思想道德的重要尺度。 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无数事实证明，我们所以能够逐步走向富裕，获得新生，也正是安贫乐道、艰苦创业的结果。 当今的领导者，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有耐得住清贫，才能守一方乐土。只有耐得住清贫，才能舒两袖清风。耐得住清贫，是一种超然于物的自制力，是一个领导干部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诚然，耐得住清贫，并不是厮守清贫、甘于受穷，而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贫贱不移，矢志不改，以清贫养平静的心态，以清贫求发展的空间，以清贫砥砺青云之志，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当领导。 清贫不是贫困，而是富有。清贫是精神的富有，物质的适中，是物质和精神在一个人心中的协调统一，是摆脱了物欲缠绕，主动放弃对多余物质享受的追求，是自由、充实、舒展、向上的生活理念。 清贫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伴，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伍。清贫还是人生的一种动力之源，它所产生的动力，能战胜人生路上艰难困苦的阻挡，也能排除横在人生路上的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 当今社会，各种诱惑频向我们的干部招手，因此，“清贫”两字不可丢弃。纵观近年来落马的贪婪的领导，哪个不是因私欲膨胀、贪图享受而堕落？ 有一贪婪的领导东窗事发后，在监狱写下了“忏悔录”。他提到腐化变质之前，也曾因看电影《焦裕禄》而感动涕零，也曾立志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奈何领导当得越大，越与清贫背离，道德底线崩溃，沦为财色的奴隶。 欲望的沉迷与心灵的清明难以并存，就好像拔河比赛的绳索两端，执于物质的一端，心的清明也就输掉了。又像是天平的两边，一边重，另一边自然轻浮。为了使我们的心一直处在清明的一端和停在重要的一边，对物质欲望的放下，就成为必然。 对领导来说，清贫是一种价值观念，只有恪守清贫，才能坚定信仰，与时俱进；清贫是一种品德修养，只有恪守清贫，才能廉洁奉公，乐当公仆；清贫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只有恪守清贫，才能艰苦奋斗，拼搏进取。甘于清贫、乐道清贫也是长久幸福的保证。 清醒五：莫道百姓好欺，谁都不是傻瓜 5.失去监督，私心就会自然膨胀 民主可能使少数人沉沦，却能使更多人在平等、自由中自我完善！ 有百姓说，在我们这里，“当了市长就没人管了”。综观时下落马的贪官，“一把手”可谓“独占鳌头”，不论是在腐败的数量上、还是在危害程度上，都是比较大的。 有的干部一旦被提拔重用，掌握实权，就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心里根本就没有“人民”二字，在“放手培养”中放任自流，在“放水养鱼”中混杂鱼龙，在“放心重用”中放纵腐化。 在我国，副手和员工都有人监督，而对“一把手”的监督是很不力的。一把手若有能力，头脑清醒还好，若是个糊涂领导，人民就惨了。 另外，这些贪婪的领导为什么要为贪而自我毁灭呢？我以为，这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无关系。长期以来，从上到下对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比较薄弱，只有他们来监督别人，没有人敢去或者有人敢也不见得就能监督他们。 落马的腐败者中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安徽的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这些人年轻时候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置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监督机制的缺失因素不能忽视。 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 这就是民主监督的误区。 所谓领导大一级压死人。长期封建统治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把社会中的人养成了只唯上不唯下的习惯，民主不民主放在一边，主要看上面满不满意，因为职务和权力是“上面”给的，不管什么人不会不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道理，真正不识趣的还真正少，即使有也混不了几天。 正是由于这样的权力组织结构，使上级领导的个人威力增长，而下级领导与其的依附关系十分强烈，君君臣臣，子子父父的三从四德般一套权力场游戏规则已经形成，发挥作用，它像一股强大的旋涡，将一些领导干部无奈地卷入卑鄙可耻的钱色权的交易中不能自拔。 民主政治的关键在于，确保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必须受到监督，防止他们滥用权力和个人专断。 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发展史反复证明这样一个规律，当掌握公共权力的少数人滥用权力时，如果感受不到强有力约束的存在，就会更加自我膨胀，最终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所以民主政治的核心是监督，用人民的权利监督公共权力，而民主监督是遏止和减少权力腐败的根本途径。 吴鼎富从当所长的那天起就告诫自己：个人的权力是组织赋予的，带好一班人的威信要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当领导是一阵子，做人是一辈子，当领导要讲领导德，做人要讲人格。”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坚持从细枝末节做起，把严于律己与接受群众、职工的监督结合起来，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生活上保持清贫，在交往中把握小节。 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就在这一转型期内，所面对的反腐形势也十分严峻，腐败在有些地方甚至蔓延进了人事与组织领域。 就在近两年，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买官卖官”案曝出，在1992年11月至2002年2月的10年间，马德收受、索取17人贿赂，总额达603万余元，其中12起案件与买官卖官有关，该案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此案又牵出了黑龙江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案，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查明，韩桂芝的主要犯罪事实是：1993年至2003年期间，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 马德“买官卖官”案表明，一些地方人事与组织领域的腐败仍然令人触目惊心，这固然是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也说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而干净地清除干部管理制度的弊端，腐败现象就难以得到根治。 在“砸烂”声中，在“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呼啸里，国有企业职工的饭碗特别脆弱，也特别危险。握有权力的人想要谁下岗，只是一句话的事。既不必经过审批，也不必经过讨论，此事不在劳动争议范围内，更不受法律的管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现实就是如此，要想保住岗位的人，要想保住那份工作的人，真的是挖空了心思、丢尽了脸面。他们与想要当领导的人比，当然不会出手那么阔绰，但论起脸皮之厚，则毫无逊色。据所见所闻，略举几例如下： 胁肩谄笑法：曲意逢迎，投其所好，点头哈腰，满脸堆笑。领导说“公鸡能下蛋”，他说“亲眼见”。领导放了一个P，他说“仿佛丝竹之音，依稀兰麝之气”。为领导的母亲擦背，为领导的公子洗脚，代买菜蔬，代洗衣被，代拖地板。服务周到，鞠躬尽瘁。某岗位有三人“竞争”，其中两人只是常规讨好，收益甚微。而第三人出奇兵，打听到领导脚指生疮，遂吮而吸之，将脓血悉数吸干，领导大奇快，甚喜。于是该职工胜出。另两人惨遭淘汰。 学术贿赂法：某领导新调来本单位，原是外行。但不久后人们看到厂内外、市内外的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该领导的论文，俨然一个行家里手，令人刮目相看。原来，这全是某职工所为。该职工虽然颇有学术功底，但在本单位同行中并不算太出众，未能彻底摆脱对于被“淘汰”的恐惧。因此写出论文署上领导大名，以此“行贿”，从此在单位里地位稳固，同行为之侧目。虽遭同行腹诽，但也无人可以憾动其稳固地位。 痛哭流涕法：某岗位现有两人，按领导的上级的意思，“两人太浪费了”，必须裁去一人。该领导还算正派，在甲、乙两人中，初步选定工作能力和责任心都较强的甲。不知怎么把风声透露出去了，乙深夜访领导，痛哭流涕，几次晕倒在地，经扶起，抽泣着痛说家庭困难和家庭不幸，若失去岗位，则不欲再活云云。领导不胜其烦，只好牺牲较为本份的甲，让“会哭的”乙留任完事。 以身相许法：此法古已有之，谓之“美人计”，其手法不必细述，不过是含蓄的脉脉含情加上性感放荡前卫先锋而已。屡试不爽，不需要成本，只需要勇气。也不失为一个妙着。 例子还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前面已经说过，官位紧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毕竟只是锦上添花，不当领导也可以活得很好。但岗位紧缺，事情就有些可怕了。生命攸关，岂可等闲视之。 为了当领导尚且可以那么不择手段，为了工作岗位，也就不算太下作了。亦是可怜。古往今来，揭露权力场黑暗和丑恶的名著已经不少，比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但披露岗位“竞争”中的丑恶，尚无震聋发聩之作。我的意思不是要“揭露”职工中的丑恶，而是要控诉此中的辛酸和悲哀。好好的一个人，何至于此哦。真真的可怜之至。 凡是紧缺的东西，就会形成“竞争”。但涉及“竞争”，往往伴随着形形色色不光明的现象、以及各种各样不能摆到桌面的丑恶和卑劣。 这算是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吗？改革当然需要竞争。但良性的竞争催人奋进，激发聪明才智的奔涌。而恶性的竞争，只能败坏世道人心，摧毁人们珍视的美好理念和事物。竞争而不能进入良性轨道，就不会有公平可言。 依靠非理性的、恶性的“竞争”而创造的“繁荣”，其结果只会是“经济繁荣，社会倒退”，这是我们必须严重注意的事情。 毛泽东早就说过，吏治的腐败总是与王朝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共产党人找到的方法就是民主。而在今天看来，要跳出权力的腐败、用人的腐败，最有效的方法也只能是民主。 当前，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处于变革期、转型期，形形色色的诱惑无处不在。在这种环境下，作为领导干部，要想做到“不为名利失心、不为权欲熏心、不为排场傲心”，就必须有一种力排一切干扰的定力，有一种不为外物所动的境界。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如果说做人是当领导的基础，那么，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则是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的导向和基础。 做一名自觉“民主监督”的干部，必须处理好如下三种关系： 一是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现在有些同志关心生活胜过关心工作，过分在意票子、车子、房子，有的追求物质享受胜过自己所做的工作，热衷于吃喝玩乐，有的甚至被“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思想迷住了心窍。这些都是危险信号，很多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过程都是从贪图享乐、私欲膨胀开始的。所以，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区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切不可相互混淆，甚至是相互渗透。要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要想；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要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要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努力做廉洁自律的表率。 二是感情与原则的关系。中华民族历来重情重义，有着深厚的道德底蕴。领导干部也是人，也有人之常情，对亲戚、朋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予必要的帮助，但要是非分明，不能只讲亲情、友情，而忘了原则、法纪。有些干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把握不住自己，对配偶、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碍于情面，明知不对，也不拒绝，甚至放任庇护，最后为亲情所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是在处理感情与原则的关系时，必须把握好一个“度”。古人讲“器满则倾，月满则亏”，就是这个道理。“度”怎样把握，在于你对事物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在于你对工作和生活的体验和悟性，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于心”。相声大师侯宝林的座右铭对“度”这个概念做出了贴切的注解：“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作为领导干部，“度”把握得好不好，对你的形象甚至于前途至关重要，也许一念之差，就会让你跌入百丈深渊。白克明书记曾经讲过，共产党人要有原则和纪律这两把“快刀”，坚持原则，复杂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原则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规矩，任何人和事都不能凌驾于原则之上。用人情代替原则，或是用权术改变原则，势必会酿成大错。 三是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执政是权力，为民就是责任。权力越大，职务越高，肩负的责任就越重，应尽的义务就越多。如果把权力当做谋私的工具，那就背离了权力的责任，损害了权力的尊严，最终会受到人民的谴责，甚至身败名裂。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各种诱惑，领导干部只有常想着党的宗旨和人民的需要，始终对党和人民负责，时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才能正确处理好权与责的关系，真正把握好自己。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绝不能把权力单纯看成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甚至看成私有财产，否则就会背离权力的人民性。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早在1983年就大胆预言：“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创造和分配信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因特网的横空出世和飞速壮大，今天，信息社会真的就在眼前，而信息社会带来的变化是深远和巨大的，很多因素决定了人们必须重新认识学习和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不仅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生命趣味盎然的源泉，它能激活个体和集体的大智慧，使个人和组织获得更多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由于知识更新加快，工作与学习已经密不可分。像过去那样，一个从大学出来的学生就是一个“文化人”，一辈子不用再走进课堂的情形已经成为历史。对于领导来说，一个不善于学习，一个没有智慧的领导，必然对所出现的新问题束手无策，最终将被淘汰出局。一个好的领导，他一定是一个勤奋的学习者、问题的深入研究者，他不仅知道是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在任何时候，都要看到问题的本质，否则，就会出大问题！ 可是，我们有些领导干部，为何不注意学习呢？ 许多领导说，领导们的“文山会海”以及应酬太多。这显然不是理由。在家里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每天读它几页，这是谁都做得到的。当然，如果领导们愿意取消部分与公共利益无关的应酬以及为芝麻小事而召开的冗长会议，那读书的时间就更充足了。由此可见，领导们没时间读书，本就是个伪命题。只能说，在他们的观念中，阅读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选项，它远不及跨越千山万水地“学习”来得实惠。在“学习”过程中，上级怎么讲，我就怎么干，这些精神从书本上可是阅读不到的。这也算得上一种“读书无用论”了。 领导们“没时间”阅读的结果，自然是其文化素质的每况愈下。因此，领导们在发表讲话时，口齿不利索，把秘书讲话稿中的“莅临指导”念成“位临指导”，已经不再是什么笑话了。这样的领导，带头建设“书香政府”似乎不太现实，建设豪华“培训中心”可能会更拿手些。 有一句国外的名言道：“如果要消灭一个民族，必须先炸毁他们的图书馆。”意思很简单，让一个民族不读书，其杀伤力远比核武器要强大得多。倡导设立“国家读书节”的中国政协委员朱永新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阅读如此重要，为何我们的一些领导只是口头赞赏？这与我们的领导任用制度不无关系。领导上任前的言谈水平，公众基本不清楚，而“一朝当领导，终生无虞”，领导只要不违法乱纪，文化素质再怎么平庸，一辈子基本可保衣食无忧。 一个不爱读书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社会；一个不愿读书的城市，必然是一个创造力贫乏的城市，只能是没有生命力的钢筋水泥森林。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1.一个人不能胜任工作，那是十分折磨人的 清醒六 ——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1.一个人不能胜任工作，那是十分折磨人的 新的法律在不断出现，我们作为一个法院检察官，首先就得知法，就要认真学习。我对自己的法律知识永远不感到满足，不敢懈怠。我当尽己之所能，向一切未知的法律领域进发，不断完善自己的法律素养。因为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是复杂而综合的，公平与正义不可能依靠单一的法律就能实现。 自1993年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一直是我分管的部门之一。但是，由于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做了几处原则性的规定之外，至今尚无实施细则，这项工作操作起来就十分困难。然而，法律既然赋予了检察机关这项职能，自己又分管了这项工作，不管多难，必须想方设法做好，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挥其维护司法公正的作用。 法律的完善，自己是难以做到的，但是在履行职责的实践中探索进取，努力向书本和实践学习，向法院的领导学习，以实现提高自己的能力，以取得履行法律监督的资格还是可以做到的。为此我注意挤出时间看书学习，使自己的民法和行政法学理念得到了增强，处理案件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我深知“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学习，是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的必由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第一位的任务。“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任务逼人，不学则退”。 在社会建设中，领导干部所承担的是模范带头作用，所以，人们对领导总是寄予很高的希望。我们提倡“节约型社会”时，人们率先发现的是，太多的领导铺张浪费；我们建设“学习型社会”时，也总是得知，不少领导却不爱学习。“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应酬多挤占领导读书时间”（《人民日报》6月5日）的新闻表明，在领导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阅读是最不重要的一项活动。 这些调查信息是否意味着我们的领导都不爱学习了呢？当然不是。 由《中国图书商报》和《瞭望东方周刊》共同组织的“百名党政干部阅读习惯”调查显示，尽管绝大多数党政干部有较强烈的读书需求，但工作太忙、应酬过多正成为影响干部阅读的最主要因素。可在现实中，好像并不完全如此。除了公推公选时考试的需要，我们的一些领导，甚至相当数量的领导，对他们而言，读书根本不是“职业需要”。 因为有些人认为，“领导饭碗”一旦捧上，就与读不读书没什么关系了。“会前定调子，会上排位子，会中念稿子，会后拿筷子”，“会前握握手，会上举举手，会完拍拍手，会后不动手”，“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拍脑袋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你说，这样的领导还需要读书吗？哪有时间读书！ 当然，现在的领导确实忙，也确实很少有时间去读书，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试想，如果一年一考核，像考职称那样，考不过就下马，你看他还有没有时间？当然，我并不认为好领导是考出来的，只是说明“忙”这个托词而已。 其实，当个好领导既难也不难。说不难，只要心中真正装着党和人民的利益，真正按照党纪党章来要求自己，就可以了。说难，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做一个好领导，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什么政治理论、国际形势，什么经济规律、法律法规，什么电子政务、媒介素养，哪一条不需要看书学习、揣摩领会呢？只是，前提是这个人的能力素养是能当领导、当好领导的必要条件，或者说读书是当好领导的职业需要，这样才有意义。 可见，如何让阅读体现领导的执政水平，如何让读书转化为政治生产力，才是促进领导愿意抽空读书的重要方法。 翻开前一时期的反腐败案卷看看，贪婪的领导原来也“读书”。 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喜欢读指导赌博一类的书，即使在中央党校深造期间，也随身带着《赌术精选》《赌术实战108招》，日翻夜看，爱不释手，且勇于实践，多次飞到澳门狂赌；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爱看相面书，除自己刻苦钻研外，还经常找人算卦。 领导干部读什么书？这是个人兴趣问题，但又常常反过来表现和影响他们的兴趣和追求。读书就是交友，也是读者和作者心灵的沟通和对话。我们说“开卷有益”，也说“读书使人高尚”，这都是指读好书。 读好书相当于倾听智者的谈话，是作者人生经验的体会和总结，可以很受教益；可读不好的书，那也相当于受不好的人的煽动、教唆和蛊惑。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民间还有更浅显、更形象的道理，说是“跟上好人学好人，跟上巫婆下假神”，恐怕都是这个道理。有人说得更明白、更直接：“阅读一本不适合自己阅读的书，比不阅读还坏。”“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这些看法都是有见地的。 多读好书，一方面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另一方面也是为自己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我刚到检察院工作时，为了尽快地适应工作，更好地履行职责，学好刑法，我选择了适合自己特点的学习方法，即将学习刑法理论与阅读疑难案例结合起来。疑难案例选编是全国一些典型的、有争议的疑难案件，是司法实践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成果。我阅读疑难案例选编的方法是先阅读案情部分，然后自己根据案情结合所掌握的刑法理论知识对案件定性并分析定性的理由。接着将案例选编的定性中的几种分歧意见和准确定性的依据与自己的思考进行对照。如果自己思考的意见与案例准确的结论吻合，说明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有了收获，否则，就说明自己还存在问题。这种方法对我较快地适应工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后来，我在审批一起刑事案件时，因罪犯比较狡诈，所以从公安、检察的逮捕及起诉都认定为故意伤害。但是我从其案件的环境交通不便，作案的手段凶狠毒辣看，虽然他在逃离现场时留下一句“送他到医院抢救吧”的话，但那只是想掩盖其罪恶意图以达到逃脱严惩的伎俩，应该定作故意杀人罪。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罪犯死刑，立即执行。 任何人要学习知识、获得本领，都不能单纯依靠电脑储存和抄录记载，而必须通过大脑记忆，把书本上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认识。重记忆，就要多反复，还应重交流、多研讨。通过沟通交流和研讨磋商，可以相互启发、取长补短，达到知识共享、同步提高的目的。同时，要重运用、多实践。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坚持边学边用、学用结合、以用促学，把满足现实需要作为重要指向和强大动力，可以大大增强学习的效果。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学习是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重要途径，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但任务繁重、公务繁忙，又使领导干部很难有大量时间用于学习。怎么办呢？只能想办法挤时间学。在这个问题上，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倡导利用“三上”的时间，即把“马上、枕上、厕上”的点滴时间用于学习和思考。这种精神值得提倡。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勤奋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风气，尽可能地减少应酬、克服惰性，争取每天都拿出一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持之以恒地这样做，定会受益无穷。 当今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国际形势不断变化，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如果不抓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学习和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就难以完成肩负的历史责任，甚至难以在这个时代立足。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就是工作，就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2.不了解行情，你必被架空 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在深入联系群众上，为民书记郑培民同志是我们的好表率。他在湘西时，利用两年时间，跋山涉水，跑遍了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我们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该牢固树立基层第一、群众至上的思想理念，做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做到思想上重民，感情上亲民，决策上尊民，行动上靠民；始终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自觉把群众的情绪视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目标，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群众的富裕作为第一追求。 越是在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越要深入下去，同人民群众风雨同舟，共渡难关；越是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候，越要深入下去，敢为民请命，与群众交心换心，做群众的知心朋友。 “华而不实，怨之所繁”。浮躁不安，是许多领导干部政治上不成熟，心理上不健康，修养上不到位的表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做好领导工作，唯有求真才能避免和减少失误，唯有务实才能开创工作新局面。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求我们要在“求真”上下工夫。 首先，思想上要求真。要有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实际，凡是重大问题和决策事先都要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 其次，行动上要求真。抓工作不能停留在表面，不能弄虚作假，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要严格执行上级的政策和决定，坚持说了算，定了干，言必行，行必果。对准备开展的工作要抓调研、抓试点，对正在开展的工作要抓进度、抓突破，对基本完成的工作要抓配套、抓完善。要在“实干”上下工夫。 第三，要知实情。坚持到实地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要出实招，拿出符合上级政策、切合本地本部门实际的“招数”，拿出既体现长远目标又能够完成任务的办法，切不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玩数字游戏，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要在“深入”上下工夫。 第四，要养成艰苦深入的习惯。深入到工作的每一个具体项目、每一个具体环节，做到身入心入，靠前指挥，亲力亲为。 艰苦深入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拔足再濯，已非前水”。不能坐着车子转一转，隔着窗户看一看，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而要实地考察，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不论干任何工作，都要保持一股钻劲、韧劲，绝不能心浮气躁，浮在面上，浅尝辄止。如果偏听、偏信、偏看，就难免会出现认识和处理问题上的偏差。 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原。”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已引起不少领导同志和领导机关的重视。这一研究要取得实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深入实际，面对现实，把情况摸清楚、摸准确。只有建立在深入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才有针对性，才管用。 这些年，一些好的工作研究、理论研究成果，都是在深入实际、摸清实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受到各方面好评的《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就是“深涉水”的结果。为了写好这本小册子，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百余位专家学者，走访了十多个省市区，悉心听取各界人士、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收集了100多个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使全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达到了思人所想、答人所问、解人所疑、释人所惑的目的。 然而，在一些单位、一些同志中，面对现实、把握实际搞研究的意识还不是那么强。有的习惯于文件来文件去，关起门来冥思苦想，拿出的东西看起来逻辑性很强，表述也准确，却是“一点也没错，一点也没用”；有的也讲联系实际，但所指的实际是想出来的、编出来的，活思想不活，实际问题不实；有的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粘贴、剪辑，名为学习、借鉴，实则像“剪刀工”一样东拼西凑，拿出的东西与本单位的实际不沾边。这类成果不仅于事无补，而且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败坏了风气。 加强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件很严肃也需要下苦功的事，容不得搞应景之作、花样文章。要真正做好调研工作，就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从群众利益出发，调查群众，研究群众，向人民群众寻求真理，就是调查研究。 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同时是社会的客体，或叫“实事”。到社会的“实事”中“求是”，制定“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然要研究了解人民群众自身状况。倘若做不到联系群众，或做不到随时联系群众，都会堕入空想和盲目的深渊。 如果做领导的心目中没有群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了解群众意愿和要求，那将从根本上失去调查研究的基础，堵塞了解国情的基本渠道。为此，毛泽东指出：“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 为纠正这种不良倾向，就要加强机构改革，改变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领导官僚化的危险。” 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得非常中肯，他指出：“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 总结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在研究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始终以调查研究为前提和依据。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办法了”。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最可靠办法。 首先，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准确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将出现大量原来没有的问题。诸如：市场和计划问题，腐败现象和廉政建设问题，民主和法制问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西方文化和中国文明互进共存问题，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承继关系问题等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问题，必须掌握关于这些问题的基本情况。情况不明确，就不能采取准确的对策。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做调查。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其次，坚持调查研究，可以及时改进工作作风，增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工作效率。我们领导干部的工作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克服本本主义、形式主义，把理论与实践、上级指示与本单位的实际结合起来，克服自以为是、想当然的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克服简单化、“一刀切”，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效率。 因此，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当然，领导干部的工作做得仔细，还会加大调查研究的作用。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第三，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因此，我们要不怕困难，不怕碰“硬事”，不怕碰“钉子”，敢于介入矛盾，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办法，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引导群众加倍努力，奋发图强，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 第四，当前的调查研究要设法改进手段，更新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了解情况的手段和方法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级。我们不能死守传统的方法，要敢于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学习和运用现代的科学调查技能，如统计调查、问卷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查研究领域，综合运用经济学、社会学、信息论、控制论以及规划与优选方法、预测与评价方法、计算机仿真方法等，以便更好地完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定性和定量分析，为正确决策提供全面、详尽、可靠的信息和数据。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3.不把有用的人放在身边，必败无疑 古人云：“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古人还说：“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不祥”，就是不吉利，有衰亡的征兆。 一个国家有人才而不识，识了人才又不用，虽然用了却不让他担当重任，有此“三不祥”，肯定不会兴旺。事实上，不仅国家这样，任何一个组织或团体都莫不如此。实践证明，事业的兴衰，政权的兴亡，与人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正像诸葛亮所总结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对于领导者来说，仅仅确立决策目标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还要能组织人员来为决策目标的实现而奋斗。因此，知人善任，公道正派地使用人才，就是实现决策目标的组织保障。 用人的关键首先就在于识人。纵观历史上重大的阴谋，都是从不识人开始的；考察社会上最大的悲剧都是从用错了人开端的。真可谓：“好在用人坏亦在用人”，“成在识人败也在识人”。 识别人才，考核才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因此，很早古人就提出：为治以知人为先。即治理国家以了解、识别人为最首要的事情。可以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知之。这很富有哲理的良言告诉世人，不了解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因为没有了解人。所以，得人之道，在于识人。而识人之前，重在观人。观人重在言与行，识人重在德与能，不细观则不能明识，不明识则不能善用。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因为对一个人了解得越深刻，使用起来就越得当。 历来人们都认为，帝王之德，莫大于知人。也就是说，帝王的作用，没有比识人更重要的了。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自己总结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如此，今天概莫能外。刘邦为什么能平天下，靠的就是识人。他知道人有千姿百态，作为统帅，不能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标准择人、看人、识人；用对人则决胜千里之外，不用人或用错人则被“我”所擒——这是自然规律。 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人才，又不及时地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同样，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而又不及时地从其现任的位置上撤职和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罢免，继续将其留用，这必然是国家之祸，使人民受害，后患无穷。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对识人的重要性都看得非常清楚，他们产生了极为相近的一种共识：要想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完善，不能不识人。 总之，国家兴亡，务在得人、用人。得其人任用之则存，失其人未任用则亡。何患无才，患在不识。 知人善用，择贤而任。要做到知人善用，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用，就是正确地使用人才。要做到择贤而任，所谓择贤，就是要选择那些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所谓而任，就是将具有德、才、能三才兼备的善良者任用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发挥他们应有的智慧与才能。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考察出一个人的品德如何、能力如何及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呢？ 举凡对那些具备了品德高尚、能力突出、学识渊博、交际广泛、目的纯正、行为端庄、志向远大、专长精熟、发展全面、成就卓越等10项标准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上上之才；而对那些品德恶劣、能力平平、学识粗浅、交际凡泛、目的不纯、行为不端、志向渺小、专长全无、发展没有、成就归零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下流之徒；再对那些具备10项标准中一两条或三四条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平庸之辈，或是一般性人才，对那些已具备10项标准中五六项或七八项的人来讲，我们可认定他为中才，或确定其为上等人才。 衡量一个人的全面并定义一个人才的水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人本身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与发展之中的，坏的人也可能变好，好的人也可能变坏。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用客观真实的眼光审视人，用全面公正的眼光定义人。观人要由表及里、注重表里如一，识人贵新不贵陈，用人须鉴古察今。以史为镜，明兴衰；以经为镜，通事理；以人为镜，知得失。 我们常叹息：“人到用时方恨少，待到用时用不了。”那是用人之计不精。而“用金银总有尽时，用人才坐拥天下”，则是效率的最佳写照。 “用”人就是管理。而管理是一种文化，需要思维、智慧、谋略、技巧、情感，即管理者要把自己的管理理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情感趋向等文化要素整合到日常管理中去。这就需要管理者善于“管”和“理”，“管”是次要的，“理”是必须的。“理”就是要求管理者讲“理”，在要求别人“理”之前“理”。“理”其实就是要求管理者要懂行业“规矩”，讲究用人艺术，即要“以才为本”，善于知人善任，量才用人。 量才而用，就是根据人的德与才，把他放置到与其相适应的岗位上去，明确其责，授予其权，以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 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养食客3000人，人家就跟他讲。孟大爷，你怎么养了3000个吃饭的人？孟尝君说会有用的。 有一次孟尝君得罪了国君，那个国君要杀他。这时孟尝君要想趁夜逃出去，可是这时城门是关牢的。那时没有发明闹钟啊！他们是听鸡叫才开城门的。怎么办呢？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孟尝君底下有个人，他说我会学鸡叫。他来到城门口附近，咯……这个城门就开了。孟尝君就跟手下冲出去了。养了个会学鸡叫的，没有想到有用了。 这就证明什么人都有用，问题是看你是怎么用的？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效用。 “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一般地说，大材小用不好，小材大用也不好；让一般的士兵去指挥全局战争不好，让将军扛炮弹也不行。什么样的材用于什么建筑部位上去。但人的才与物的材不一样，人的才是可锤炼的，是可以长进的。有语叫重担压快步，好鼓不怕重捶敲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假如给使用者压的担子过重了，敲鼓敲得过响了，超过了他可以承受的能力那也是不行的。 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人们常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其实圣人也有过，《淮南子》中：“尧有不慈之名，舜有卑父之谤……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这就要求我们在用人时，才贵适用，勿多苛求。不能强其所不能，不能求全于人。 作为上级，不能看不到部下的缺点，也不能老盯着部下的缺点。看不到缺点，会用错人；老盯着缺点，会没人用。对人才的苛求会使我们失去可用之人。 一个好的领导者，其着眼点不在于改造每个人的短处，而在于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4.做实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我是善于研究问题的。我在积极探索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新途径上，也是敢于开拓的。我总结了三种做法： 一是探索通过检察建议引起再审的途径，这样既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诉累，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还利于发挥基层院的监督作用。 二是通过参与庭审进行审判监督，将问题解决在判决之前，同时还注意探索执行监督。 三是探索开展公益诉讼的起诉和支持起诉工作，代表国家，运用公权力保护公共利益不受侵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虽然困难较多，但是，通过全体民事行政检察干警的努力拼搏，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决策，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干部的决策成功就是最大的成功，决策失误就是最大的失误。 在我们身边，成功的决策、失误的决策共同存在。我们要实施有效领导，就是要追求成功决策、科学决策，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就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一个懂专业、会研究问题的领导。 研究问题，必须靠实事求是。换句话讲，研究问题，首先必须在组织内形成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与氛围。“实事求是”是我们各级各类组织抓好落实工作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许多单位和部门缺乏这种实事求是的文化氛围。相反，形式主义的东西倒是盛行。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处处只讲究表面的形式，不讲究事情的实际，不讲实际内容、实际效果和实际意义。形式主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概括说来，就是“假、大、空”。 所谓“假”，就是行动上不真实，弄虚作假。譬如，有些领导干部在汇报工作时，“只报喜，不报忧”；甚至为了“政绩”而制造假经验，假典型，假数据。 所谓“大”，就是工作中搞大呼隆，譬如，有的地方热衷于搞各种名目的所谓“达标”活动，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际上是空空洞洞。 所谓“空”，就是在学习中摆空架子。形式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是为了装潢门面。因此，学习时，只满足于背诵个别词句，而不去掌握它的方法、立场。对党的方针、路线、政策的学习，也是只当“传声筒”，不去具体贯彻落实。 形式主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原理，哗众取宠，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江泽民同志曾在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会议上的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形式主义的东西多了，层层效仿，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对领导来说，耗费许多精力，妨碍深入实际；对群众来说，劳民伤财，不堪其累。”然而，在我们的一些部门中，这种严重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形式主义却大量存在着，值得我们注意。其表现最突出的就是： 不去认真领会中央精神，也不去了解下情，只习惯于做表面文章，空喊口号。 不去踏踏实实地为人民群众办事，而是沽名钓誉，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有的地方的领导干部不顾客观条件，为了给自己造“政绩”，建造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工程。某县的“面子墙”就是突出的一例： 某县在修建新县城时，为了让“高楼林立、街道整洁”，便规定临街的住户要建三层高的楼房。有的住户倾其所有，按照规定盖起了三层高的楼房；但有的住户，盖两层尚且捉襟见肘，更甭说建三层了。于是，有人就想出了这么个高招：用墙来代房。结果便有了这样的奇观：它远看是房，近看是墙；粗看是房，细看是墙；形式上是房，骨子里是墙！这种新式建筑的建设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让县里满意，自己又克服了“经济危机”。至于它能不能用，就管不了那么多了。这“面子墙”最终是让该县的领导满意了，但该县的百姓却很不满意。他们称这“面子墙”是“害民墙”。为了建这临街高楼，许多住户举债度日。有的楼房虽然建好了，却闲置无用。一位姓张的女士说，她家20间房子都空着，20元一间都租不出去。因为房子高，院子小，采光不好。为此，有人编出顺口溜说：干部出风头，群众吃苦头；领导吹牛皮，群众饿肚皮。 形式主义是对实事求是的反动。抓落实，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要在组织内造成一种实事求是的风气，养成实事求是的习惯。说实话、做实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脚踏实地地做好各项工作。 对于一名领导干部来说，只有懂专业，才能发现问题，只有具备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研究问题，而只有具备正确的工作方法，才能解决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说，方法就是能力，掌握什么方法，就具备什么能力。领导干部研究、解决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关键是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运用科学发展观蕴涵的世界观、方法论探索有效对策，必须做到三个坚持： 一、坚持用时代的眼光审视实践，增强发现问题的敏锐性。 国家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随着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特色的变革的持续推进、我党使命任务的不断拓展，社会建设中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 分析形势、研究问题，需要站在时代的、政治的、全局的高度审视队伍建设实践，始终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 我们遇到的问题，有些是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新表现，但往往隐含着时代发展和客观条件变化的因素。 敏锐地从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发现问题，需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分析、审视和甄别，深入研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影响，努力把握基层思想观念、价值追求的新变化，弄清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哪些是应该提倡的，哪些是应该反对的，从而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对于实践中的矛盾和困难，还要善于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使我们对形势任务和外部环境影响很敏感，对掌握基层思想行为变化很及时，对可能的发展趋向预测判断很准确，切实增强研究的预见性，实现由消极被动、盲目应对向超前研究、主动作为转变。 二、坚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问题，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发现问题需要敏锐性，分析问题要讲科学性。 对于建设发展中的问题，应坚持用科学发展观蕴涵的立场、观点、方法，善于运用比较、概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 1?正确把握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列宁说过：“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连而存在。”发展中的问题，就某个单位、某个现象、某个事件来讲，是具体的、个别的，是我们领导能直接感知到的，而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抽象的，它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要经过我们思维的概括和抽象才能认识。各种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复杂多样，这就需要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多解剖几只“麻雀”，善于从研究个性中把握共性，抓住事物的本质和要害，提高分析问题的深刻性，增强对策建议的科学性。 2?正确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没有改革创新精神，研究就不可能有新突破，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但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我党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党建设的“魂”不能丢，“本”不能忘，“根”不能松。既要坚持我党性质、宗旨和建党原则不动摇，又要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在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形式、方法上丰富发展。 3?正确把握自主与借鉴的关系。 研究解决问题，坚持以我为主、保持特色，同时，应该大胆借鉴世界各国建设发展中的有益做法，借鉴其他地区推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取得的成果和好的经验，转化为推进本地区建设创新发展的思路办法。 三、坚持研究与运用的双向互动，增强研究成果的有效性。 研究的目的全在于运用，研究课题要从实践中来，研究成果要回到实践中去。 只有积极推出高质量、可应用的研究成果，在服务决策、指导工作、解决问题中，才能显示出研究的价值。 应围绕如何强化发展意识、坚持我党宗旨等方面，形成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积极探索运用研究成果指导实践的载体和途径，把研究与党委决策、履行职能、提高素质统一起来，确保研究成果进入决策、进入工作，形成以研究促进实践、以实践深化研究的良性机制，不断推进社会建设又好又快地发展。 清醒六：不学点硬功夫，在哪里都吃不开 5.做一个实践型的好领导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前文我们讲了要做一个会学习的干部，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光学不用或者学用脱节，就使学习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运用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载体，是衡量学习效果的标准。我们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努力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做一个实践型的好领导。 做一个实践型的好领导，就是要提高学习的针对性，把向书本学习和向实践学习结合起来，不断学习、总结工作新经验，不断探索工作新方法，切实提高我们的实际工作水平和具体操作能力。 做一个实践型的好领导，就是要把学到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标准充分运用到工作中，把理论与当地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与当前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联系起来，与当前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获得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和最佳途径，使学习转化为生产力和创造力，转化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巨大推动力。 做一个实践型的好领导，就是要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照抄照搬，反对做表面文章，随心所欲。书本一旦教条化，也会成为一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障碍。人们的思维习惯和社会习惯也会带来阻力。列宁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因为习惯这个东西是不问对错而只问有无先例。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就是一个好榜样。他深入实际，抓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村这四个样板，推动了全县人民改变兰考面貌的进程；他带着严重的疾病，在冰天雪地、风里雨里查风口，看水势，探流沙，战斗在最艰苦的第一线。 “没有宁支书带领大家十年如一日地干，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好日子。”村民这样评价“香蕉支书”宁加念。 1995年，宁加念当选为金陵村委会主任。他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开辟香蕉高产示范基地，在全村推广大面积高产香蕉种植。然而，由于村民们的思想观念问题，任凭他“煽风”，这把“火”就是烧不起来。 宁加念决定由党员带头种植香蕉，给群众致富一个示范。不久，一个主要由党员干部参与的50亩香蕉生产高产示范试点在宁村3队建立起来，并于当年见了效益——宁加念等几个党员干部，单示范点的香蕉收入平均每个人就得了4万多元。随后，他又带领部分党员干部在该村的大林坡建立150亩立体香蕉栽培示范基地。 党员干部示范做出了样子，群众看到了致富的路子。从此，香蕉在金陵村这片土地上成片推广开来。随着这些香蕉树长大结果，金陵村群众的富裕生活就像香蕉树一样，越长越茂盛，越过越红火。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个道理并不难懂，难的是真正处处做出样子。光是嘴巴上说一说，喊一喊，甚至是喊破嗓子，都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喊”来“喊”去，一般“喊”的都是别人，让别人怎么怎么做，即使“喊”到了自己，也不过是说一说，不需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因为“喊”来“喊”去，不过是在作报告、写文件上下工夫，和解决实际问题比较起来，不需要花那样大的力气。 而做出样子就不同了。要做出样子，就必须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必须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有甘当老黄牛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 是满足于“喊破嗓子”还是既要喊破嗓子更要做出样子，这是对人民事业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是觉悟高不高的表现，这里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 还记得“纸上谈兵”这个故事吧：赵括自幼熟读兵书，经常与人谈论用兵之道。人们都认为他如果被重用，必将成为一代名将。皇帝得知此事，任命他为将军带兵打仗，结果这个以前从未上过战场的将军惨败而归。 失败的原因很简单：他没有亲身经历过作战，把作战想象得太简单，忽视了对方的实力和自身的困难。他把自己和他人都定格在他的想象中，凭想象应战，不知道自身的实力。因为，他缺少实践。 许多人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不仅运用了自己的想象，而且把想象与实践结合，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想象。他坚信，实践才能证明一切。 成功在于实践，生命在于实践，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会不会想象，最重要是在于他敢不敢实践。生活告诉我们：要想成功不能只凭个人的想象，要停止遐想，勇于实践。 《终生的准备与超越》的作者——唐盛昌，当代的教育实践家，上海中学的校长，以一生的积淀，高远的立意，国际的视角，在教育领域勇于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不仅实现了上海中学“全国一流，国际知名”的奋斗目标，而且把它推向“全国领先，国际一流”的教育高度。 唐校长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的内涵，立足学校的实际，树起高远的立意、超前的意识，激活学校内部的潜能，勇于改革、勇于实践的精神。人的价值和尊严真正在实践中实现。 通常在实践方面有的人表现出懦弱，一是由于懒，一想到千辛万苦，未经尝试就望而却步；二是由于怕，怕失败，怕劳而无功。没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勇气，而是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回避矛盾，那是永远得不出什么正确结论的。 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来后，就要千方百计地把它落到实处，即运用它所提供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途径，一个一个地去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不去实践，那么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束之高阁。深入才能投入，投入才能收获，能不能做出样子，是关系到我们的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关系到路线和政策能否贯彻落实的重要因素。切不要满足于喊破嗓子，要努力为群众做出样子！清醒七 ——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为什么要修心？任何一个人升沉、苦乐、正邪……都是由心决定的。人，是受思想支配，受认识指导的。 人的一生，忙忙碌碌，如何降伏自己这颗躁动不已的凡心，这是修心的关键。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上，心为物役，外感六欲，内伤七情，要想降伏这颗凡心谈何容易。 修心必须随时注意积累自己的福德，要顺应自然规律；要形成真诚而和谐的人际关系；要与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周围世界结成一个良好的精神网络系统。 如果我们能够随时随地不断修持自己，不断省察自己，我们就会逐渐地解脱对“自我”的过分执著。荀子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佛家的“观心法”可以为我们修心提供借鉴。 所谓“观心”，就是用自己的凡心去静观这颗躁动不已的凡心。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当我们这颗凡心躁动时，我们必须立刻警觉，必须马上跳出圈外，从另外的角度观察内心。我们的注意力就会由内而外，由此及彼。这一转化实际上是一个釜底抽薪的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将会较大程度地削弱各种妄心。 须知“金屑虽贵，在眼亦病”。所以，守本真心，守着你那真实、原本的真心。真实的心是你本来的心，没受污染的心，没有蒙尘的心，你要守住它，它就不会再迷失，如有一念生心外觅，向外驰求，这叫“怀宝迷邦”。古人道：“向外觅菩提，总是痴顽汉。”又说，“贪着天边月，失却手中珠。”还是“小心脚下”吧！ 清醒七：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1.不为名利得失而烦恼，领导要有平常心 清醒七 ——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1.不为名利得失而烦恼，领导要有平常心 有一次我跟一位教授钓鱼聊天。 我说我是一个法律实践者，我对中国文化持另一种观点。中华民族文化，五千多年，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不可否定。但是，我们过了几千年以后，守着我们的先人创造的文化，还拿它做本钱，在那里耀武扬威，我觉得太悲哀，太无能啦。 以另一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要跟着时代同步发展。从农耕经济时代，发展到产业经济、信息经济，现代文明，它是用规范来张扬一些高尚的东西，用规范来变成习惯。而我们道德修养的同时，还要加强法制、规范等教育。 西方说的人之初，性本恶，中国儒家文化说人之初，性本善。要我看来，人之初，性本真。人在刚出生时，是很低级的。他不可能知道善与恶。你用柔软的布裹着他，他就很安静，你用粗麻布袋裹着，他不舒服，就放声大哭。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想当领导？因当了领导就等于有了资源，有了权力，有了一切。我绝不相信丧失自己的尊严，扭曲自己的人格，通过付出财富而获得官位的人，他会为老百姓来牺牲自己的利益，会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而，他只可能会百倍，甚至千倍地向百姓和社会掠夺。所以，有些人一旦没有被提拔上去，就精神萎靡了，好像人都要崩溃了，精神支柱都垮了。 我是那种实实在在当领导的人，我对当领导没瘾，你提就提，不提拔我也不强求。我认为通过丧失尊严、扭曲人格、付出金钱来获得领导职位是人生的耻辱。我对当领导是取之坦然，失之泰然。我绝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东西来当领导。我也没出卖我的人格。 在一本杂志上偶尔读到这样一则文字：在布拉特岛水域，有一种名叫王鱼的鱼。这种鱼有一种本事，能吸引一些较小的动物贴附到自己身上，使之成为自己的鳞片。当王鱼有了这种鳞片后，便会比没有鳞的王鱼大出几倍，因而在同类中煞是显得威风凛凛。但可叹的是，这种有了鳞片的王鱼到了后半生，随着机能的退化，原附在身上的附属物会慢慢地弃它而去，使之重新回到原来那个较小的形体。于是，这种失去往日威风的王鱼便会变得痛苦不堪，因无法再去面对和适应现实而自残，直至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一些政要和名人巨富，常常会去这里观光，以从王鱼的身上得到某些警示和领悟。 读罢这段文字，不禁悦然大悟：“当领导要有平常心。”所谓“平常心”，从文字上看，是古文化中“无为、无争、不贪、知足”的一种处世哲学；我们赋予这三个字以新的内涵，即具有一定修养的、能够站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立场上，以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观点对待周围发生事情的一种平常心态。 这种心态，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称颂。明代守边将领戚景通(戚继光之父)，当领导清廉，妻子忧虑家中没积蓄，他却指着勤奋读书的儿子高兴地说：“这就是咱家最大的财富。”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关于钱财给子孙写了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些讲的都是人要有一颗平常心。我们共产党人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平常心。 每一个当领导之人原本都是一介“布衣”，并不是娘胎里生出来就是领导，不管领导做到多大，终归还是一介“布衣”而去。新陈代谢，权得权去乃是规律，何苦死迷着“领导”二字较真？ 君不见，人世间不是有几多人品尝过丢领导的凄戚，体味过英雄不再的失落，领教过世态炎凉的无奈！如此而已。在当领导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这对于入仕之人是何等的重要。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工作，听凭党和组织的安排，无须刻意去追求满足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欲望，这样在某种意义上不说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起码可以说是一个活得自在、轻松、潇洒的“自由人”。人一旦从名缰利锁中超脱解放出来，那么，他一定会领略到一种自由脱俗的精神快意。 共产党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不论职位高低，所从事的工作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平凡岗位，都应该克勤克俭，克己奉公。 但总有少数干部在权力面前昏昏然，仿佛“超凡脱俗”，应该“特殊”，与众不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同志曾向全党发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的警问，告诫一切工作干部，都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永远当人民的勤务员。 伟大出于平凡。凡是能够在为人民服务的平凡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做出贡献的人们，其精神都是伟大的。像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欧阳海这些普通的战士是这样；像焦裕禄、孔繁森，这些党的干部也是这样。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干着不平凡的事业。他们为人民服务“完全、彻底”，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神难能可贵。他们是平凡的人，也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党号召向他们学习，正是要求我们的干部要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做人民的公仆。 《廉政歌》的歌词写得好，好在它教育人民的干部要记住自己是社会公仆，不是社会主人。“一个头衔一肩任务”，要求干部要把手中的权力与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义务联系起来。“一份薪水长乐知足”，要求干部不要利用权力谋取薪水以外的非法收入、追求豪华奢侈的物质享受，不要放纵自己的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搞奢侈浪费。 当领导要有平常心，就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也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时刻牢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觉地以“平淡”的标准对待生活，始终保持一股“廉”劲，防止用公款求“奢”。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功败垂成，就在于进城后骄傲了，生活上奢侈了，“天天过年”，折腾尽了气数。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接受李自成的教训，就是要提醒全党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衣炮弹”进攻下，必须保持节俭，防止蜕化变质。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习惯把领导生活上的腐败现象归结为：嘴上的腐败是公款吃喝，“一口吃掉一头牛”；耳上的腐败是用公款安装住宅电话和配置大量移动电话，从而造成话费巨额超支；腿上的腐败是购买超编、超标小汽车，“屁股下坐着一幢楼”；手上的腐败是借各种会议、庆典、检查、评比达标及节日赠送和收受用公款支付的礼金、有价证券；身上的腐败是参加各种用公款支付的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高消费娱乐活动，参加用公款支付的旅游等。 这种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影响很坏，若不严惩，就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当领导要有平常心，以平常心观不平常事，则事事平常。平常心不是“看破红尘”，平常心不是消极遁世。平常心是一种境界，是积极人生，是工作本极平常，敬业不衰，全力以赴，竭尽心智…… 因为胸括万殊，生活永不枯燥。平常心贵在平常，波澜不惊，生死不畏，于无声处听惊雷。利不能诱，邪不能侵，心能昭日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做堂堂正正人。有情有义，侠骨柔肠，悲悯众生，利益众人。上不负天，下无愧人，桓颓其奈我何？旦夕祸福，知天达命，不违自然。从最平常的事物中，发现至真至美。即使差距不大，仍然百倍努力。做了好事，却不得好报，亦不懊恼。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得意能几时？无端欺我，是他有病，我无恙也。知苦不苦，识甜愈甜，是中有真意也。干多得少，才有贡献；干少得多，心亏难补。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从失意处觅希望，从万全处见危机。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常思人之美，不以一眚掩大德；常思己之过，医好心病心生乐。 平常心是清静心，是光明心；平常心是爱国心、敬业心、正直心；平常心是超脱名利、不溺欲海…… 事事平常，事事不平常。平常心，实不平常。 清醒七：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2.心灵的格局，决定做官的境界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官至宰辅的张英这封处事干净利索、说理深入浅出的家书，不但验证了“宰相肚里可撑船”的宽容，成就的六尺巷更是如同一个符号，至今仍在向人们讲述着一曲礼让向善的人间佳话。 据史料载，清康熙时，文华殿大学士、官至宰辅的张英世居桐城，其府第与吴宅为邻。吴氏建房想越界占用张家隙地，张家哪咽得下这口恶气，飞马驰书于京都。张宰相阅罢家书，以文首之诗作复，动员家人让出三尺地基。而见贤思齐的吴家并非孬种，也效仿张家向后退让三尺，最终形成了为张宰相留下美誉的六尺巷。在六尺巷的西入口，后人矗立起一座上书“懿德流芳”的牌坊，借以标榜没有以势压人并以“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大度来化解邻里纠纷的张宰相。 海，一望无际，不知有多少蔚蓝被它占为己有；山，雄伟壮阔，不知有多少生机蕴藏于其中。人的心虽不甚大，却拥有比山和海更大的容量。你的心有多大呢？ 时代的步伐愈迈愈大，人的思想亦随之飞奔。瞬息万变，不啻为这时代的新指标。也许，应验了一句古老的话，前一秒是对的，后一秒可能是未知数。的确，每一分每一秒，这世界都在变。没有永远的真理，只有暂时的是否。如此，你何能指责别人，更怎能否定他人。你认为自己是绝对，是上帝。事实上，你只是个不肯包容异己的大蠢蛋。如何存活于此复杂的环境，需要诸般因素，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包容心。领导同志尤其要有宽阔的胸襟、容人的雅量。 当领导要有包容心。对别人不妥之言不计较，容得批评；对别人的优点虚心学习，容人之长；对别人的缺点正确看待，容人之短；对别人的错误不记旧账，容人之过……这些都是做人的美德。 “明君兼听、暗君偏信”，这句出自魏徵的历史名言，简洁有力地道出英明与昏庸领导者的差别。听来十分简单，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明白，但要做到并不容易。 领导者应广纳建言，但为什么会偏信呢？关键在于个人是否能有一颗“宽阔的包容心”，接纳不同的意见，包容相异的想法。喜欢听好话、乐于听到与自己一致的见解，是人性中的本能，但也是一项弱点，使人容易迷失。 英明的领导者，懂得克服这个弱点，即使听到他人说出不同于自己期待的想法，也愿意专注倾听，先了解对方的意思，就算最后还是不同意，也并不会因此怪罪对方，或对他产生反感。 相反的，昏庸的领导者，就完全是不同的表现。他们听到不乐于听的话，便封闭起自己的心，并从负面的角度看待，行为上的表现，轻则露出不耐烦的表情，重则责怪对方、反击辩驳，从此以后没人愿意在他面前表示意见。 “忠言逆耳”，实话、真话经常不太“好听”，但就如同“良药苦口”，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助益。 适度的宽容待人，还能在单位内部制造友好和谐的气氛，创造民主平等的环境。这不仅是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而且有助于解除下属的后顾之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包容的心胸来接受各种信息，是成为领导者的必备条件之一。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下属在工作中有过失时，只要不是原则性的，作为领导，都应该给予宽大处理。楚庄王灭灯摘缨，使部属在战场上拼死保驾；曹操当众焚烧下属曾经写给袁绍的“投敌信”，招来了“谋士如云，上将千员”。可见，敢于揽过，宽容下属的过失对当好一个领导是非常重要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古往今来，成大事者必有过人的胸怀。 战国时期的楚庄王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爱妃叫许姬。一次，楚庄王带着许姬宴请文武大臣，有位大臣忘记了喝酒，眼睛直盯盯地看着许姬。这时，正巧一阵风把蜡烛吹灭了，这位大臣情不自禁，趁机拉了拉许姬的衣袖。许姬觉着不对，一把扯下了对方的缨带，哭着闹着要楚庄王立即点亮蜡烛，惩办那人。但楚庄王不动声色，既不点蜡，也不找人，而且要求所有参加宴会的人都解开缨带，摘下帽子，开怀畅饮，尽欢而散。当然，到底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没过多久，楚庄王带兵讨伐郑国，大将军唐狡骁勇善战，威震敌胆，立下了赫赫战功。楚庄王下令重赏，唐狡却推说不敢领受。楚庄王惊问为什么？唐狡告诉楚庄王：“那次在宴会上就是我太爱慕许姬的美貌了，忍不住偷偷拉了拉她的衣袖。大王却宽宏大量不治我死罪，自己感恩不尽，所以才舍命相报。”群臣称赞道：“假使君王不能容人之过，谅人之短，明烛而治罪，唐狡怎么会拼死而战呢？” “仁者无敌”。一个人心胸狭窄，只关注自己，就容易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一个心胸宽广的人，心境超脱，乐观向上，懂得容纳别人，欣赏别人，宽容别人。我们知道，正是蔺相如宽容了廉颇，才有了“刎颈之交”、赵国之强；正是诸葛亮宽容了周瑜，才有了赤壁之战、三国鼎立；正是共产党发动了统一战线，才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 扩大心的容量，做情绪的主人。一个小和尚刚到寺庙时，对那里的一切都感到烦，抱怨这抱怨那，整天痛苦不堪。一天，他的师傅弄来两包盐，先把一包倒在一杯水里，让他尝尝什么味道。小和尚尝了一口：“好苦好咸。”然后，师傅又领小和尚来到山下的湖边，把另一包盐撒进湖中，让他再尝。“尝到咸味了吗？”师傅问。小和尚喝了一口又一口，认真地品尝，然后说：“没有，这水还有点甜。” 师傅耐心地对他讲：“人生的烦恼、苦痛就如同这些盐，每个人都会有一些，你的感受决定于你的容量。每天生活在烦恼中，痛苦就常伴着你；把烦恼抛进大海里，你感受的则是另一番滋味。” 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才华横溢，二十岁出头就受到汉文帝的赏识。然而，一些王侯重臣却嫉贤妒能，讲他的坏话。汉文帝渐渐地疏远了他，让他离开了京城。贾谊感到十分委屈，瞻念前途，一片茫然。路过湘江时，他触景生情，由屈原的受谗放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写了一篇著名的《吊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悲愤。之后，他虽被召回长安，但终未得到重用。于是，贾谊一直郁郁寡欢，忧愤成疾，33岁就英年早逝。 苏东坡在评贾谊时，从人才自身的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他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时机，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毁其才，自己害自己啊！”而苏东坡自己就多次被贬，多次东山再起。看来，心胸狭窄，心理脆弱，经受不住挫折，是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 心灵的高度决定一个人事业的高度。一个人的胸怀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一个人的心量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 但也必须看到，宽容所提倡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绝不是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笼统地宽容一切。不讲党性原则，不分是非曲直，凡事都“宽宏大量”，甚至容人之“腐”，结果就不是“容人”，而是“毁人”，“毁”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一些领导摔跤落马，分析其原因与教训，多与错误的“宽容观”有关。 俗话说：“不能容人者无亲。”这里还可以补充一句：“容人之腐者无德。”“容人”是一种境界，“容腐”便是一种恶德。 清醒七：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3.要用100％的热情做事 执著敬业，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日常工作与法律监督工作息息相关。执著于自己认定的信念，尽心尽力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处理好日常遇到的每一件工作。 什么是事业心呢？所谓事业心，就是有想法、有理想、有抱负，指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执著、百折不挠的性格特征。事业心属于人对现实态度方面的特征。事业心是推动人们前进的巨大动力和精神支柱。 正由于有着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人们方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自觉地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到遵章守纪，对工作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力求把工作做实做好。事业心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动力。强烈的事业心可以影响、带动、感染其他人。事业可以凝聚人心，事业可以增强积极性，事业可以催人奋进。 曾经有段时间，中央各大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个把工作当成事业的人，他就是马班邮路上的忠实信使王顺友。王顺友是四川省木里县邮政局马班邮路乡邮递员，在先进事迹报告会上，他这样谈了他对工作的认识：“1985年，走了一辈子马班邮路的父亲，把他手中的马缰绳交给了我，对我说‘父亲老了，走不动了，这个班今后就交给你。’那年我才20岁。我走的是父亲走过的路，一走就是20年。 “我走的路都是高山和峡谷，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大多数时候只能露天宿营，在山岩底下、草地上、大树底下搭个简易的帐篷就睡。一路上，先要爬山，翻海拔四千多米的察尔瓦雪山，气温在零下十几度，冷得要命；下山走到海拔一千多米的雅砻江河谷，气温40多度，又热得要命。饿了就啃几口糌粑面，渴了只能喝几口山泉水或吃几口冰块。最苦的是雨季，常常摔得浑身是泥，夜里也只能裹一块塑料布睡在泥水里。到了晚上，山里更是静得可怕，我燃起火，也想家中的妻子儿女。 “其实，这些年来我最难受的是觉得对不起我的家人，特别是对不起妻子和父亲。但我不能对不起邮路上的父老乡亲。高原上的各民族兄弟，都讲究做人要实在、诚恳、厚道。说实话，乡亲们对我太好了，组织上对我太关心了。省、州邮政局领导多次到木里看望我，还改善了我家的住房条件，我就是再苦再累也报答不了。 “我不怕困难，不怕吃苦，就怕别人说我工作没做好，对人不厚道。只要大家说我是个好人，是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我就满足了。” 王顺友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北京及全国其他省市作报告许多场，场场爆满，并且感人至深。与其说是王顺友的事迹感人，还不如说是他对工作的态度与听众产生了共鸣。在当前，人们对工作非常浮躁，把工作不当一回事情，出现像王顺友这样的人是正当其时，让人们经受一次工作精神的洗礼。 与王顺友相比，很多人的工作条件、工作收入、工作地位等等都比他好很多很多，但这些人总觉得工作没有激情、没有意思、没有前途。如果此时你想一想王顺友的所作所为，或许你会明白什么是把工作当成事业，以及把工作当成事业的美好享受。 诚然，一个人工作苦了、累了，叫个苦、诉个累本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其中却蕴涵着两种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不叫苦的人，也许把他工作中的苦与累当成了通往理想目标的一门“必修课”；而叫苦的人，则可能把它当成了一门自己并不情愿而又无可奈何的“必修课”。 王顺友每月要在高山峡谷中徒步行走近千公里，他所经受的苦和累不用多说人们也能体会得到。但他却从不叫苦，因为他觉得苦和累的代价与自己的乡邮事业相比，与乡亲们接到家书时的一张张笑脸相比算不了什么。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他的成功源于对事业的执著追求、热爱。事业心使他达到了忘我的境界，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都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自己各自的领域中做出了辉煌的成绩。 事业心很重要。虽然说仅有事业心并不能够保证一定可以取得事业的成功，但没有事业心的人则绝对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有一颗很强的事业心。正由于有着对事业的不懈追求，人们方能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自觉地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人天生就能当专家、当明星、当领导、当老板，正所谓一步一个脚印。要想比别人成功就要比别人做得更用心，做得更优秀。 事业心是领导者的灵魂。有所作为的领导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一个没有事业心的领导，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建树。 那么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呢？ 第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一提到人生观，不少人认为是在唱高调，很虚，离实际太远。事实上，人生观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而又必须回答的问题。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问题的根本看法。主要内容是对人生目的、意义的认识和对人生的态度，具体包括公私观、义利观、苦乐观、荣辱观、幸福观和生死观等。正确的人生观指引人走人生的正道，用自己的劳动去创造人生业绩，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高尚的人。错误的人生观将导致人背离人生的正道，游戏人生，走到邪路上去，甚至成为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罪人。 第二要有强烈的责任感。 领导者的责任不同于普通人的责任。一个人是有所作为，还是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事在人为。有所作为，群众拥戴；无所作为，百姓不爱；胡作非为，骂名千载。在桂林兴安灵渠的四贤祠内有一块“败德碑”。碑系兴安全体乡民所立，碑文犀利尖锐，历数民国初年兴安知事吕德慎横征暴敛、贪赃枉法的罪状。1916年，当吕德慎调任他去时，乡民终于群情爆发，刻石立碑于这方土地，以碑警世，昭彰天下，让此公遗臭万年。是谓败德碑，实属世所罕见。当领导当到这样一个份儿上，实在是一种悲哀。一个普通人无所作为，影响一个人；一个领导者无所作为，影响一群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影响的是全国人，毁掉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不但惠及全国人民，还泽及子孙后代，那是功德无量，功业千秋的创举。 第三要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自私、本我是人的本性，但作为一名领导者如果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只有自我，事事从个人出发，最后将成为孤家寡人。自私自利是坏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公而忘私是圣人。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者，就要抛却自私狭隘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做大公无私的圣人。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爱戴。是德政是劣政，是爱民是累民，人民心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英明伟大的颂词绝难掩盖民不聊生的罪愆。这里，我认为武则天皇帝最高明、最通晓这个道理。她陵前的碑上不着一字，真可谓空前绝后，世人称之为“无字碑”。她无须当代人恭维称颂，是非功过，自有后人去评说。 清醒七：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4.失去同情心，这个世界有点冷 作为一名检察官，与罪犯和涉嫌犯罪的人打交道是平常事。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可恶、可憎，但被限制或剥夺了自由的这些人，同样有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他们更需要亲情，也需要关怀呼唤他们回归。 要知道，刑法既有惩治功能又有保护功能。如今，惩治功能是发挥了，而保护功能却没有发挥到位。目前，只对被害人给予了适当的保护，而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谁又把它看得那样重要呢？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只有惩罚他到位了，保护他也到位了，他才能心悦诚服地认罪伏法。 我们现在对罪犯，首先不注意尊重他的人格。他本来犯罪，就是因为藐视人类，藐视秩序，而导致犯了罪。而我们作为司法人员，就更应该要表现法律的宽厚和尊重，要让他感觉到法律的公平。 我们的上级机关有一位副检察长因犯罪被处以重刑。他出事之前，我们的交道一般，被关到监狱后，他因糖尿病并发症，体重减轻了一半，皮肤结了一层壳，按条件他是完全可以保外就医的，但多次上报将其保外就医，就是得不到批准。 他不能保外就医的原因我说不清楚。但根据检察机关依法对监管场所是否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监督责任出发，我要派出驻所检察的基层检察院写了一个专题报告，然后我在报告上签了意见：1?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罪犯在被剥夺自由以后，其生命权、健康权依然受法律保护；2?为了落实上述精神，国家制定了关于罪犯保外就医的病情条件标准及相关规定；3?该罪犯的病情完全符合保外就医的病情条件；4?我建议将该罪犯保外就医，由此引起的后果我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后来，他被保外就医。 类似的案子我也如此签字，我觉得他们在接受惩罚的同时，其生命和健康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法律是有人情味的。一个贩毒1000余克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羁押期间，因脑结核发作，生命处于濒危状态。若死在看守所，对监管秩序无疑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其家人还会来找麻烦。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质问，即使他该枪决，也不应该在疾病折磨中死去。 但是，因为是一个可判处死刑的嫌疑人，从案件承办单位到上级领导，都认为宁可让他死在看守所，也不愿为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承担责任。看守所的同志向我反映情况后，我派法医了解情况，法医给我回报说，该嫌疑人的生命维持不了三天。我当即指定一个下属检察院为该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取保两天后，该嫌疑人死亡。他的亲属到看守所表示感谢，让他的亲人死在亲情关怀之中。 我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挪威两名10岁小孩将自己的玩具卖掉，捐钱给亚洲海啸受害者”。我觉得，这是“一条让人备觉温暖的消息”。 我认为同情心是人类永恒的生命之光。因为它战胜了邪恶，弘扬了美德。它解除了反抗的武器，融化了最顽固的心灵，助长了人性中美好的部分。 同情心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它不过是无私和爱心的另一个代名词而已。我们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忘却自我并将自我投入到他人。祝福，既为那些给予者，也为那些接受者。当他们在给予者心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也就是在接受者心中生长出仁慈和爱心之时。 一个人也许会失掉地位、影响、财富，甚至健康，或许同样会生活得舒适。可是，有一件东西，少了它生活就会成为负担，它就是人的同情心。 确实，仁慈的行为并不一定总是受到欢迎，但对于怀着同情心的帮助者，是没有人能够把他拒之门外的。即使是最卑微、贫穷的人，也应该得到常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帮助。 对那些极力帮助朋友摆脱贫穷和悲惨境遇的人，对那些极力改善劳苦大众的状况的人，同情心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情是每个人的责任，特别是那些与别人相比命运更加钟爱他的人，那些享有别人没有的财富、知识、社会影响力的人，更应如此。他们应该为改善普通人的状况贡献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 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不加控制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的人。试想，如果没有同情心，世界是否会很冷？ 清醒七：杂事缠身，要时常给心灵洗个澡 5.忘恩负义，会令人退避三舍 近日，长垣县委在乡镇领导班子考察中，首次把忠诚、感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明确提出“不孝敬父母的干部不能提拔重用”。 这一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多数人鼓掌叫好，认为百善孝为先，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还能指望他“孝敬”人民、为老百姓干实事？ 长垣县委书记刘森是新考察办法的倡导者。 刘森说，当领导先做人，忠诚、感恩、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最起码的修养。而要学会感恩，首先必须做到有孝心。“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可以肯定地说，不孝敬父母的干部，根本不可能对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有热情，对社会尽责任。谈到忠诚，他特别提出干部要对家庭忠诚。他说，对于每个人来说，家庭是我们为人、做事、创业的后方，失去了家庭的和睦和支持，也就失去了成就事业的基础。试想，一个对相濡以沫的伴侣背信弃义的人，又怎么能够期望他与别人同心同德、通力协作？一个对子女不教不养的人，又怎么能够对别人真正负责、对工作真正尽心？ 刘森在讲话中提到了山西省河津市去年出台的一项规定：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并为这一规定大声叫好。 后来，刘森在会上提出的“对不孝敬父母的人，要坚决做到一个不用”的规定，真的付诸实施。长垣县委组织部在制订《乡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察工作方案》时，除了像往年一样要求考察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工作思路、组织协调能力、心理素质、工作作风、履行职责成效、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外，首次把忠诚、感恩列为考察内容。 有人说，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人道德水平一般，但他也未必不能当个好领导。 长垣县的领导认为是否孝敬父母、善待妻儿、和睦邻里、关乎道德，也体现能力。一个干部如果连自己周围这些关系都处理不好，怎么有能力担负领导工作？再者说，一个领导干部失去了道德感召力，他在老百姓心目中就没有了权威，他的工作就难以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干部的道德影响力也是一种能力。长垣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种道德约束，督促干部不仅在工作场合严于律己，而且要在家庭中以身作则。 “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受恩不忘，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感恩的民族，古语云：“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父母的养育大恩呢？ 假若一个人对父母都不知报答，不知孝敬，那就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提拔任用干部，根本的标准是德才兼备。无德无才的人，我们怎么能指望他去爱别人、进而热爱人民呢？ 我们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治国思想，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可如果有些领导干部拿人民的钱去大肆挥霍，很多的百姓还在贫困中挣扎，这社会能和谐吗？有些领导动辄行贿受贿几十万以至上亿，一个腐败领导的黑色收入，能使成千上万的百姓摆脱贫困，如果这样的人太多，这社会能和谐吗？要有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当领导的就必须知道感恩：你的祖国养育了你，你应该报效祖国，给祖国带来繁荣昌盛，让祖国和谐美满！你的人民供养着你，你就应该尽责于人民，不能把人民的血汗用来大吃大喝，更不能用人民赋予你的权力又去敲诈勒索人民。如果你知道感恩，就应该把人民给你的权利用于为人民服务上。 感恩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信念，同时也是人生的一种使命，是一种天经地义的责任。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感恩之心既是做人、做事、当领导的基点，也是党性、人格、领导品格的重要标志。 在感恩之中蕴涵着一份做人的谦虚，当领导的真诚，一种对组织、对群众、对他人的尊重。感恩之心驱使下的人执著而无私，博爱而善良，敬业而忠诚，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相反，缺乏感恩之心的人，必然是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必然是骄傲放纵，而不是谦虚谨慎；必然是自私自利，而不是严于律己。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正确对待组织、群众和个人，不可能对群众有感情，对工作有热情，对社会尽责任。 任何一个人的成长进步都不仅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都离不开组织的培养、领导的关怀、同志的帮助。每个人都不能认为自己的成绩、进步、荣誉是理所当然的，而要常怀感恩，并且要把这种朴实的感恩情感，升华成忠诚事业的责任和信念，转化成刻苦学习、勤奋工作、回报组织、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 同时，感恩作为人生的大智慧，最集中的体现是它解决了人的心态和心境问题。每位同志在遇到挫折和不如意时，不要埋怨组织、领导，迁怒同志，而应该把心态放平和，多从自身、多从主观上找问题、找原因。 忠诚在感恩中强化，也要求我们，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对同志们多关心、多帮助，不遗余力地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发展环境。让同志们有“恩”可感，感恩情感自动生发，油然而生。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1.我是从不信邪的人 清醒八 ——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1.我是从不信邪的人 如果昏领导庸领导能大行其道，那是政治腐败的另一种表现。我敢于向这类腐败挑战！ 一位曾经在上级机关工作的领导退下后，对我说：老黄，你真不容易，据我了解，公、检、法下面的同志以及到上级反映情况的群众，对你的评价都不错，可是你的领导不一定全说你好。其实我心里也十分清楚，一个人让所有人都说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从担任机关党委委员到书记、经检组长、政治部主任和后来担任副检察长之后，又主管这些部门，要管好事，就得首先得罪内部的人。 我还在判案的真假问题上决不含糊。 对于所谓内部问题，许多当领导的大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马王堆有一个错案。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市郊区因开发强拆时，一位患有精神病的居民因对拆除他赖以生存的门面不满，爬到房顶不准推土机推房，还向推房人员扔瓦片。一位警员向他连击三枪，肠子都流了出来。 对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只开一枪还可以说是走火，哪有连续三枪都走火的。唉！那家伙命大，送到医院去，居然没死。当时，郊区政府及公、检、法开会，定了性，说是正当防卫，公安不负任何责任。 那被害人的老父亲是一个很精明的年近古稀的老人，到处上告、上访，告来告去，谁都不理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这里来的。他向我反映了上述情况。 我听了十分恼火。我说，你别急，等我回信。我知道这是一起明显的错案。我立即打电话找了我们基层院的检察长，问他：你区最近发生的枪击案是正当防卫吗？ 我说如果只开一枪，还可以以枪走火推脱，三枪皆击中，可以定故意杀人罪。现在我开始过问这件事的善后，我相信你会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显然，对解决善后工作，我们这位老检察长也是无奈的。我又拨通了负责处理事件的领导，严肃地问他，你们将枪击事件定为正当防卫的法律依据在哪儿？你们运用权力遮住你那片天，可你们能遮住长沙市、湖南省和共和国的天吗？这些话应该说很刺耳，但那位领导听进去了，马上表态一定要妥善处理。 我要老人立即去找他。很快，以前因伤害造成的多种费用及门面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清醒八 ——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颁布之前，我们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宗贪污案线索。初查时引起了一些反响。我当时也负责全市的控告申诉及举报工作。我收到反映后，听取了基层院办案同志的汇报并审阅了有关材料，认为这是两位退休后的老人合伙经营的一家私有企业，他们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当时只能属经济纠纷，应当通过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来解决。我们不应当受理。 可是，告状的一方不依不饶，死搅蛮缠，导致有关领导机关和新闻媒体不指名地说我压案不查，放纵犯罪。省院一位领导要我电话和当面汇报过几次。有一次到省院开会，他又问我，我说：“我再也不会就此问题给你汇报了，因为你相信那些不了解情况或不懂法律而有权力的人的过问，不相信我的多次汇报，我还说有什么意思呢。但是我可以说，这个问题如果我处理错了，你可以建议我们市委提请人大罢免我。” 作为领导者，手中虽然有权力，但也要用得得法，若滥用职权，就会成为害人虫，成为昏领导、庸领导！郑筱萸滥用职权，贪赃枉法，把“国药准字”当宣传单一样随意散发！最近四川有个领导被判“滥用职权罪”，他坐在局长的位置上，滥用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将环保项目交给和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人，结果项目搞得一塌糊涂，最后还不能交付使用，国家因此损失了数千万元！这都是典型的昏领导、庸领导！ 现在的昏领导和庸领导可以分三种。 第一种是“败家子”。 他们好大喜功，经常头脑发热、心血来潮，有时“拍脑袋”就决定上马一个大型项目。看似“具有开拓精神”，实则劳民伤财。 第二种是“睁眼瞎”。 群众利益受损，他们视而不见！无论你是上访也好还是告状也好，只当耳边风过！ 第三种是“顺风耳”。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颠倒是非、亲小人、远贤人，诋正人、捧奸人。 不过，说来说去，“昏领导”们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最会滥用职权，认为只要钱不进个人腰包，就不是犯罪，违法了还会美其名曰是“好心办坏事”，甚至包庇渎职人员，为他们开脱责任。 昏领导之昏，有的是真昏，有的是假昏。真昏者，不学无术，不懂法律，不懂管理，缺少人性，没有素质，自以为权力在手，老子天下第一，全然不知公权之功能在为民造福，而不在替己谋私，故拿起公权，胡作非为，于国于民，造孽甚多；假昏者，俗谓“揣着明白装糊涂”是也。其于公权，并非不省其功能之所在，亦颇谙管理、法律之常识。奈制度有漏洞，人性存贪欲，诱惑当前，不拿白不拿，公益受损，睁一眼闭一眼。有客气，多成见，不作为，无公心，故于国是民瘼，亦常漠然置之，致公益受损，罪莫大焉！ 昏领导是贪婪腐败之始，只有先昏，才能贪。正如一个人品质好，就极少可能犯罪，如果品质坏，犯罪可能性就很大。昏领导平时不加强学习，律己不严，当领导不想着老百姓，只想着自己，想着自己的领导帽，于是就很可能滑向渎职侵权犯罪，或者变成贪污者。做领导要做清醒的领导，清醒就不会做错事，做事就会有原则，有分寸，讲科学，才可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有人说，反昏领导比反贪婪的领导更重要！第一，贪婪的领导贪的是钱，无论怎么贪，都难以危及人命。而昏领导玩忽职守、侵犯人权，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会造成直接危害。如1999年重庆綦江虹桥垮塌，共造成40多人丧生！第二，贪婪的领导罪行一旦暴露，其政治生命立马终结，危害也随即停止；而昏领导、庸领导能力太差，不能胜任本职工作，但容易被人忽视和容忍，到最后，他们仍然可以安之若素，继续昏招迭出。在旁人看来，庸领导们是“好心办坏事”，其工作失误所造成的损失似乎“在所难免”，所以经常以“交学费”为由蒙混过关。昏领导的“昏而不倒”，就极有可能将错就错、一错再错，直至无法收场，造成悲剧性后果。所以，昏领导所带来的危害，要大过贪婪的领导！ 昏领导也好，庸领导也罢，都损害了法律尊严，降低了政府公信度，破坏了社会和谐。因此应该加强对昏领导、庸领导的问责和惩处，绝不能忍之、谅之，草草了事。 张家口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孙志霞从事组织工作7年来，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先后获得了“全省组织系统优秀信息员”、“河北省造林绿化先进个人”、“市劳动模范”等多种荣誉称号。作为一名组工干部，孙志霞勇于挑战自我，永葆一股干事的激情和勇气，把坚持原则、公道正派作为立身之本，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严守组织人事纪律，无论是与朋友相处，还是下基层调研指导工作，孙志霞都坚持“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做的不做，不该拿的不拿”，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从不打着组织部的“旗号”和名义为亲朋好友谋私利。在管理全市党费工作中，她严谨细致，严格按党费管理的有关规定办事，不符合程序的，不按规定要求的，坚决不予办理，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 勇于向昏领导、庸领导发起挑战不仅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荣誉。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像孙志霞那样，试想，还会有昏领导、庸领导、贪婪的领导吗？哪里还能有昏领导、庸领导、贪领导的立足之地？ 鱼烂从头起，应该敢于揪出害群之马，正直的干部应该敢于向不负责任的上级提出批评和建议；应该敢于把无能的领导撤换下来；敢于处分渎职领导、糊涂领导；敢于向组织低能挑战，提高执政能力。正义、正气终将战胜邪气，无私无畏维护正义，才能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才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人民需要的。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2.腐败的力量有多大 对于一位领导者来说，用人不讲原则也是腐败；护人不要良知也是堕落。 记得我担任经检组长时，当时要提拔一个干部担任新部门正职工作。那位干部的综合素养比较差，群众反映也不太好。我们五个党组成员中，四个人都同意了，我没有同意，并且讲清楚了理由。当时的一把手是一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民主作风不错，他就考虑了我的意见。但是党组会后，就有人习惯性地对当事人讨好卖乖，告诉当事人，说我坚决不同意。我当然也不怕得罪人，虽然我享受了被暗地里泼脏水和使绊子的待遇，但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该坚持的原则我仍要坚持。 1991年，我刚兼任政治部主任，并且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组讨论从两个基层院调两名干部到市院工作，并形成了一致同意的意见。还是这位一把手，考虑到我作为政治部主任，想听听我的意见再做决定。我从党校回来时，他问我这两个人调市院是否合适。我说：这两个人论能力还算可以，但论德行却太没品了。一个入党两年，转正都通不过；另一个当地纪检委要将他清理出政法队伍，这两个人要是调到市院将会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打住了。后来，其中一人虽然使尽浑身解数调进了市院，但最终两人均被清理出了政法队伍。 我担任经检组长后查处的第一个案子很值得回味。有个人在履职时给嫌疑人通风报信、徇私舞弊，将自己的消费到发案单位报账，甚至对他所谓的朋友都利用其赌博等不良嗜好去敲竹杠，内部和社会反映都很强烈，但就是没有人去惹他。当我准备调查时，有些好心的同事劝我：你不要去做无用功吧。但我还是坚持试一试。 被调查的当事人也以为我刚从部队回来，没什么能耐查出他的问题。我也坚持走着瞧。然而，我的调查刚刚开始，并将调查方案向党组汇报后，当事人就于第二天针对我要调查的几个问题写出了申诉，并送到我手中。接着，说情的也来了。 我很纳闷：这些领导的原则性哪里去了？但是，我还是耐着性子调查。他确实名声在外，有的接受调查的人说：“这个人穿了制服就是检察员，脱了制服就是一个地痞无赖。”通过调查得知，该当事人的行为已经触犯刑律，我写出了调查报告，并明确提出要将其报到侦查部门审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恰巧我又在党校学习，此事就被束之高阁了。 待我从党校回来，他已经带着一份比雷锋表现还好的个人鉴定跑到一个国有公司监察室上班了，我想，如此处理问题，如何整肃风纪。我将调查报告呈送省检察院。虽然省院检察长和经检组都认为，要依法追诉其人，但我也孤掌难鸣。不过，此人调出去之后，后来又犯事，还是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通过此案的调查，我发现，敢胆大妄为，作奸犯科的，一般都有深厚的关系网。 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就一直存在。任何国家、任何政体概莫能外。就像电视剧中嘉靖皇帝对内阁辅臣徐阶说的：“老鼠年年打，年年打不尽。贪婪的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婪的官。” 从历史和现实看，腐败问题具有多面性、复杂性、顽固性，反腐败斗争也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尖锐性。 腐败已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是最大的政治污染，也是最大的政治挑战。腐败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必须、也能够挑战腐败；实施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一体化的综合防治腐败战略是遏制腐败的重大举措。 腐败分子有力量吗？这种说法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得不重视了，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目前腐败现状的判断，影响到已有的反腐败措施是否能够奏效。 记得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偶尔被发现的腐败分子大体具有这些特点：从身份上，主要是一个单位可以直接接触到钱物的人，比如会计或主管财务的负责人等；腐败行为暴露前，腐败者往往胆战心惊，低眉顺眼，接人待物也格外谨小慎微；而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即使达不到法律处罚的标准，也会从此在周围人的眼里成为另类，陷于不得不灰溜溜做人的境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情形已经迥然有异。在一些地方，一些腐败分子不但趾高气扬，而且霸道专横；不但不会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甚至会引来艳羡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政府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者却似乎没有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收敛，一些腐败者对抗反腐败的能力也在增强。为反腐败的斗争增加了难度。 需要分析一下，腐败者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支撑力量。 首先，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腐败者不再是低眉顺眼，而是跋扈张狂，有恃无恐。山西著名作家张平说过一句话：搞腐败的人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他是有感而发的。腐败而招摇，来自腐败者的自信。为何如此自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过去被揭露或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低。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行为的败露往往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内蒙古自治区某旗一位科级干部，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由此被查出400多万元的不明财产；贪污、挪用公款高达1.6亿元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是由于情人告状败露的。如此等等，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些偶然的事件没有发生呢？ 腐败现象依靠偶然败露才能被揭露，这种现象预示着，腐败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更加隐秘的地步。 当然，腐败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逃避惩罚甚至反制反腐败上。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腐败分子外逃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往往都是在关键时刻外逃。而腐败分子能够成功外逃，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巧妙安排，更多的是“有人相助”。相助者何人？有权有势者。 赖昌星能成功外逃，是由于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有权势者为何助腐败者外逃？有论者指出，放跑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方面可以使出逃者免遭惩罚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又免得“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到保护少数与之有“关联”的贪官平安的作用。 从这里人们能看到的是腐败者互相保护机制的形成，而这种机制的效力显然不仅仅由于个人的能力。 若干年前，有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充满杀气的腐败》。乍看题目有些奇怪，腐败与杀气如何联系在一起？但只要看一下现实生活中腐败举报者的命运，困惑就迎刃而解。 从揭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腐败者对腐败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甚至雇凶杀人，动用司法力量打击举报者，也屡见不鲜。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雇凶杀害举报者高铁柱，最后却因“有立功表现”而免去一死。而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的李文娟，遭遇的种种报复和打击，包括两次被辞退工作，被劳动教养1年。类似的事件无疑对反腐败者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慑作用，以至连李文娟本人也无奈地说，如果重新选择，再也不选择举报了。 做人人品要正，当领导的领导德要兴。历史证明，道德是安国兴邦之基。德兴业兴，德毁业败。 我觉得对反腐败问题不能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愿。腐败分子们是一个个利益集团，与腐败集团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充斥着凶险。你看，严嵩为首的奸党，从上到下把持着两京一十三省，他们把国库贪墨空了，便推出“改稻为桑”的所谓国策，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掩盖自己的贪墨罪恶，一方面是要利用这一国策的“合理合法性”，再来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他们不仅在“贪”上费尽心思，而且在掩盖自己罪行上，在对付正义力量上，也是“机关算尽”。 因此，要同腐败集团、腐败分子斗争，必须有海瑞那样无畏的勇气。海瑞对腐败是“零容忍度”，他反腐败最彻底、最坚决、最无畏、最执著。他的报国忧民的伟大胸怀以及铁骨铮铮向腐败宣战的壮举，体现了一种崇高，展现了一种气势，展示了一种力量，昭示了一种精神，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贵的。 我当领导这些年，时常给老婆孩子上“如何杜绝腐败”课，教育他们要守得住清贫，贪欲膨胀是堕落的开始；顶得住诱惑，不为名、权、酒、色、财、气所动；不把公权当做私人谋利工具；工作失职、工作无业绩也是腐败。莫伸手，免费的午餐，只有捕鼠夹上才有。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3.挑战潜规则 潜规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个个都感觉得到的规则。 一位领导总结了当前的权力场上流行的三条语言朴实、内涵丰富、活生生的潜规则。 第一条：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 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夏一松，当县委书记时，他确实想为人民做点事，个人要求很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利辛县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他任职180天，收到了数十万元的红包重礼，他全部上交了。结果，他这个县委书记当不下去了，他只好把辞职报告放到桌上自己辞职。这就应验了这位领导总结的第一条规则：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他说你开口去索要别人的东西，恐怕是风险太大了。但是自觉送来的一些红包礼品收了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里好像正常的一样。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检察日报》曾经刊登过的。 广东省揭阳市委宣传部长邓伟斌，在任普宁县委书记时，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县委书记。当他上任之后，就发现势头不对，端午、中秋节、春节这三个节日在广东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一到节日，上门送红包的就络绎不绝。他认为这样不妥，就采取谢绝的办法。来了送红包的，就跟他们解释，我们都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主要搞好工作，我们就增进了友谊，这样搞是不对的。 但是，第一个来的工作还没做完，后面又来了一个，只好把红包放起来，这第二个还没有做完，又来了第三个…… 他又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你给我送了5000元红包，我下次在你小孩过生日、你父亲过生日、家中有什么红白喜事的时候，把这个红包退给你，就好像一种礼尚往来，我不要你的。结果这个办法也不行。为什么呢？他给下面的干部送了红包，那个收了红包的干部下次送红包就翻番，甚至翻几番。他认为：你看县委书记那么瞧得起我，于是他肯定就出于一种感激，何况本来就想跟他搞好关系，就翻几番来返回。因此，邓伟斌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只好采取上交纪委的办法。凡是送来的红包，他都交到纪委去。 结果他这个行为，遭到了在省里工作的老上级，还有一些同事，一些老朋友、老同学的劝阻。有的是写信，有的顺便路过的时候上门劝告他：你这样搞不行，你会玩不下去的。后来他离开县委书记职位后，调任到市委当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的时候，案子发了，以受贿罪被抓。他惹了祸无疑，但是什么因素让一个不想惹祸的人惹了祸呢？ 我看了这个案子体会很深。“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风气。 第二条，教子教孙，都要教导他们跟一把手搞好关系。 因为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主要是听一把手的，一个干部评价、提拔，其主动权掌握在一把手手里，下面的人的评说只是参考。 对于这一条我的体会太深了。因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群众口碑好、民意测验优秀的干部，如果没有与一把手搞好关系，也是难以得到重用的。 第三条，与我共事的都是“好人”。你要坚持原则，你要说别人的不对，你肯定招致别人的怨恨。 这三条体会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客观地反映了现状。 现状归现状，我是不信邪的人，我们都应该做挑战这样的潜规则的人。 我认为，作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不了文件、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所谓“潜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反规则的社会现象。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的背后是这样那样的利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言传的“黑规则”、“恶规则”、“暗规则”，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它对社会的危害就是显而易见的。 潜规则虽无形无踪，无名无分，逆情悖理，但由于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导致了少数干部奉行“朝中无人莫当领导”的信条，当领导立身找个靠山，买领导、卖领导成为交易。有些人遇事“不找组织，而找关系”，做事不求“群众拍手，但求领导点头”。这些潜规则的存在，无形中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潜规则”贯彻的是“以我为本”的思想，是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规则”。它使人们把正常的事当做不正常的事来看待，按潜规则行事的人即使触犯显规则，有时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相反，有时还会因获得大量灰色利益而得到一些人的“羡慕”。这种现实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消解着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公平、人道、规则等基本理念。 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想为民办实事，有心反腐败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去掂量这两种风险的机会成本。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求真务实，不敢秉公办事，不得不逐渐忘掉显规则，逐渐适应潜规则，唯上而不唯民，唯腐而不唯廉，陷入腐败堕落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如果让潜规则盛行，正义和德行难以得到鼓励和张扬，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 而前面提到的海瑞，就是一个敢于挑战潜规则的斗士，一位不被权力场“潜规则”同化的奇人。海瑞因此成了奇人而流芳百世。 海瑞出身贫寒，苦读圣贤书，直到37岁才当上了举人，41岁才当上福建南平的教谕，混进了“公务员”队伍。此时，海瑞作为一位“教委主任”，也只能算是身处清水衙门，他只需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就行了。 可海瑞毕竟是海瑞，非要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对学生督学甚严，以至于被学生送了个绰号——“海阎王”。此后，海瑞每到一地当领导，都严格整肃吏治，搞得周围的领导感到很不舒服，有的干脆就辞职不干。但海瑞毫不动摇，到了皇帝身边还要直言进谏。 嘉靖非常震怒，但考虑到海瑞是个清白的官就保留了他的项上人头，革职关押，直至嘉靖死后才被放出来。前半生曾在权力场“跌倒”的海瑞依然我行我素，奉行卓尔不凡的“当领导准则”，后来仍由于得罪权贵屡被罢官或者受到弹劾，死的时候身无长物，一贫如洗，但有无数百姓前去为他送葬。 在那些精于“领导之术”的人看来，海瑞的做法显得有些“死脑筋”、“一根筋”，不善于协调关系，也不善于保护自己，四面树敌，真可谓是不谙当“领导之道”的“蠢材”。 在我看来，海瑞真是一位奇人，也是一位在封建社会里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清白的官。他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永驻人心。 时下，在一些干部中盛传着“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的“口诀”，封建社会的权力场的“保官术”也被一些人奉为圣典。对此，我们很有必要扪心自问：自己真的能做到时时处处都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吗？我们有时屈从人情和权势而行，违背原则和良心而动，还以“适应社会”来聊以自慰。比照海瑞，我们真的该感到汗颜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王正伟说：当前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披着制度的合法外衣来操作的。一些部门、一些人既是制度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怎么体现监督？怎么体现公平？怎么可能不产生不正之风？因此，他强调：“对行业不正之风，既要敢管，还要善管，要有挑战行业‘潜规则’的勇气。实践证明，‘潜规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王正伟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 战胜“潜规则”不能靠匹夫之勇，不能仅仅通过道德的召唤制造出几个典型，更不能让那些挑战者被撞得头破血流后，加剧公众的绝望，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创建保障挑战者的制度，让更多人能依托这种制度鼓起勇气挑战“潜规则”。这种制度应能保证挑战者战胜“潜规则”并且自身不受其害。 我当领导是这样做的： 挑战“捂规则”，绝不报喜不报忧； 挑战“号规则”，功夫不在嘴上，业绩不是吹出来的； 挑战“杯规则”，干部的业绩不是比“啤酒肚”的大小； 挑战“圈规则”，不把精力放在拉帮结派上； 挑战“奴规则”，认理不认人，无私则无畏。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4.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 近年来，一些领导放松了道德修养，使得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执法犯法、公款吃喝等腐败现象沉渣泛起，而且逐渐形成了如下特点： 一是涉案高层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大案必与政连，要案必与领导通的现象；二是涉案资金巨大的倾向，动辄几百万，往往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腐败涉案的金额就越大。 权力的实质就是由于权力主体控制某种资源而具有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是各种权力的行使主体，领导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权力就越大，所掌握的影响别人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他们想腐败，他们就越容易腐败。权力腐败现象不仅干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毒化社会风气，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的公信力。 有人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审视佞领导，总结出骄、奢、淫、逸、赌、渎、贪七种特征。 骄 飞扬跋扈，骄横霸道，俨然一个土皇帝，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凭想当然办事情，动不动就拍脑袋，刚愎自用，唯我独尊，讳疾忌医，听不进批评话，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击报复，实施加害，容不得所谓杂音。像程维高、慕绥新、杜保乾就是这类佞领导。 奢 奢侈华丽，劳民伤财，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讲排场、摆阔气，比富斗富，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坐豪华车、吃天价饭，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 淫 领导德行缺失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色情腐败现象严重。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生活作风不检点，包二奶、养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查处的贪官，绝大多数都栽倒在好色上。有专家称，领导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伊始，这已成为一个定律。色情腐败的层出不穷和愈演愈烈，与社会对领导的情感生活注意和监督不够有关。 逸 贪图安逸，随心所欲，游山玩水，玩物丧志，追求舒适享乐，贪图安逸清闲，一心经营家庭的安乐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不思进取，无所用心。官僚主义，工作漂浮，作风不深入，满足于听汇报，对群众感情麻木，当领导当老爷。 赌 嗜赌成性，利令智昏。整天热衷于打牌赌博，甚至挪用公款，出境豪赌。如马向东从1996年至1999年先后17次到港澳赌博。成克杰到澳门豪赌，输掉数以千万计的公款。 渎 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把党的方针政策当做耳边风，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如重庆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昌典、原政协副主席王式惠在引进设备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了1000万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贪 贪婪无度，欲壑难填，见利忘义，权力寻租，与不法商人组成利益集团，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四川省犍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原县长杨国友等人接受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贿赂两千多万元，将价值4.6亿的国有资产以40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东能集团。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文章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少数领导经受不住考验，思想道德防线被冲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走向犯罪。反思这些步入歧途的领导，不难发现，他们往往先是道德品质上出现问题，而后，思想意识的转化必然导致行为的变化。 而今领导德行建设面临困难的原因是： 第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许多领导也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其次，个别领导的作风不好，也直接影响了整个领导道德建设。如果腐败领导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必将对清廉领导产生巨大伤害，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再次，我国公民的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道德是靠舆论来维系的，这需要公民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而我国公民的特点是，臣民意识残余比较多，领导本位意识还比较严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不论从热情还是从广度来说都还比较低，对于涉及不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态度比较冷淡，这使得我们的领导道德建设缺乏应有的坚实的舆论基础。 第二，体制的不完善为一些领导道德失范开启了方便之门。西方政治哲学认为，制度建设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应该设计较为完善的制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我国传统的政治前提假设乃是人性本善，所以我国传统社会中重人治，而缺乏法治，缺乏完备的制度设计。我国领导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只靠应该，而缺乏必须的状况下，在金钱、权力、美色等各种诱惑下，某些领导的道德失范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第三，领导道德评价机制不完善。良好的道德评价机制能够使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得到肯定，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使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承担舆论压力，付出代价。我们现在的领导道德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在某些地方，那些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而对工作又兢兢业业的领导不但得不到重用，反而受到冷落，被边缘化；相反，那些善于曲意奉承而政绩平平的人却能够飞黄腾达。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不能发挥领导道德评价机制应有的正面作用，反而会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我想产生腐败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即主观思想作祟和客观环境诱导。而要铲除腐败的方法也只有两种，即从外部环境上讲，要建立健全惩治监督机制；从内部环境上讲，要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移用“师德”一词的含义，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就是要加强“领导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加强“领导德建设”，不断提高干部一心为民的道德修养，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刻不容缓的大事。 “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近些年来，我党涌现出了一大批如孔繁森、任长霞等的好公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了信任、信心和希望。但同时，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了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德不修、政风不正的腐败分子。这些领导干部的“缺德”，严重地损害着党的肌体，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战略部署的要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亦称：“上行下效，捷于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认识到，官员如果能在道德上率先垂范，便可收到“不令而行”、“不劳而治”的功效。反之，官员若缺德、无德，则“虽令不从”，会对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先要加强“领导德”建设。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党的宗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领导德的第一要务和根本所在。古时的官吏也曾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豪言，而今的共产党人更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更要自觉摆正同群众的关系，破除“领导本位”意识，做到情系百姓，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有人说得好：“当领导是最容易的事，只要你心里想着老百姓；当领导也是最难的事，因为你必须时时想着老百姓。”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好人不见得是好领导，但好领导必须是好人”。群众评价一个干部，不仅看他们怎样做事，还要看他们怎样做人。不当政客，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成为值得人民群众信赖的人。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对领导干部“安全着陆”的要求。从实践看，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蜕变过程，先是思想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贪图权力、金钱、美色，放弃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进而行为脱轨，越陷越深，最后触犯刑律，身陷牢笼。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权力往往是不法分子追逐和进攻的重点目标，领导干部要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要有一种民事未妥就寝食难安的责任心。 “道德建设，从领导做起。领导德建设，从我做起。”以德律己、以德修身、以德律权、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反躬自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道德高尚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德缺失问题，还是要通过制度设计监督、制约领导手中的权力，树立起法律的真正权威。 附录： 彭德怀说当领导的不能先富 本文讲述的是彭德怀在体察三线地区老百姓生活时的一个插曲，展现了他对民生的殷切关注和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 一到周末，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都爱成群结队地到小街上来“赶场”，从总指挥部所在的渡口大桥到这里的公共汽车，到了星期天就会挤得快要“爆炸”。 离攀枝花会战总指挥部不远的云南境内，有一个小集镇名叫仁和镇，建设大军开进大山里来之前，是这里最大的一个乡镇。镇上共有近百户人家，大都是一些简陋的瓦房和茅草房，一条狭窄的街道不足二百米，全是土路。只要一下雨，街面上就满是泥泞，过路的人和牛马将稀泥带得到处都是。加之有的人家的猪圈、羊圈或牛圈面朝当街，与商店、饭店并立，过路时大街上就会飘来一股莫名的怪味。 正是这样的一个小镇，由于紧邻着川滇两省的交通要道，因此来往的马帮终年不断。这些马帮为这偏远的大山带来了布匹和食盐，同时也将这里的兽皮与特产运往云南和四川。仁和这条小街在当地也就很有了名气，是当地公社（乡）的所在地，小街上住着不少当地的干部。 攀枝花建设拉开序幕之后，由于大山里缺医少药，在“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口号下，从上海迁来了一家医院，在小街的中心位置建了几间平房，改名为仁和医院，开始为三线建设的职工和当地老乡治病。医生和护士都是上海人，到了这里的感觉可想而知。 那些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每到星期天休息的时候，都爱成群结队地到这条小街上来“赶场”，在小街上转一转，然后买一点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或者一些当地老乡来卖的鸡蛋、香蕉、核桃等。因此从总指挥部所在的渡口大桥到这里的公共汽车，到了星期天就会挤得快要“爆炸”。 听当地老乡说，这里是古代茶马古道的一个重要货物集散地，明清时期热闹得很。朱德当年脱离滇军，去德国留学时，就从这里经过，并结识了当地的绿林豪杰雷云飞。 公社干部说：“自打三线建设以来，这大山里变化太大了，像我这样的人家，现在恐怕也不少了吧。”彭德怀说：“我问的不是你们这些公家的干部，而是你们这里的老百姓。” 在三线建设的大战场里，有这样一条充满神秘色彩的小街，同样也吸引着彭德怀。彭德怀在特区指挥部同志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仁和镇。 他夹在赶场的人群里，东瞧瞧西看看，不断地问着各种东西的价钱，在这条极不起眼的乡村小街上，一逛就是一个多小时。 警醒警醒 附录： 彭德怀说当领导的不能先富 特区陪同的同志怕他累了，就找了一个熟悉的地方，让他进去休息。 这是当地一位公社干部的家，就建在这条小街上。房子是用当时稀少的钢筋水泥和红砖垒成的，屋上的瓦也不是当地的小青瓦或油毛毡，而是建三线工厂的那种大块的新式红瓦。两个房间分左右而建，中间是一间堂屋，收拾得很干净。彭德怀一行进去后，就安排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下来休息。 房子的主人年近四十岁，穿着深色的中山装，身体有点发福，说的是当地土话，彭德怀有些听不懂，还得请陪同的特区同志当翻译。 这位公社干部让他的夫人出来与客人见面。女主人穿着当时流行的粉色的确良上衣，下身穿一条蓝色的确良裤子；脚上穿的是白色塑料底布鞋，显得十分得体。她朝客人们笑一笑，然后到屋后的厨房里去拿出一只热水瓶来，为彭德怀一行泡了一壶热茶。 喝够了茶，彭德怀就在屋子里转一转，连说不错不错，乡亲们的生活水平现在是提高了。 特区陪同的同志说：“全靠搞大三线建设，才把这里的生产、生活都带动起来了。这里由于交通不便，老乡过去穷得很，一家几口人就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彭德怀问那位公社干部：“你们公社里像你这样的人家有多少?” 公社干部说：“自打三线建设以来，这大山里变化太大了，像我这样的人家，现在恐怕也不少了吧。” 彭德怀问道：“我问的不是你们这些公家的干部，而是你们这里的老百姓。” 公社干部说：“那也是有不少的变化吧。” 彭德怀问：“我说同志，我要问你，他们是怎么个变法，是变好了呢，还是变得更坏了?” 公社干部笑着说：“你这位首长也真是，当然是变好了哟，哪有变坏的。” 彭德怀听后高兴地说：“这就好了，我们三线建设的工厂，都摆在寸草不生的山坡上，不与农民争土地，同时又给农村带来了电，带来了方便的交通，经济也流通起来，农民山货也卖得出钱来了，农民自然拥护我们。”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朝屋里走。老乡见了，慌忙跑过来，一下子拦在大门前。彭德怀说：“老乡，不欢迎我们到屋里看看呀?”老乡说：“不……不是……” 最后，彭德怀提出，要到附近的农村去转一转。 公社干部说：“好，我带首长们去看一看。” 汽车顺着小镇外的公路朝前开去，在路边的一片菜地前停了下来，公社干部带着他们顺着田埂，走进了一户有着三间大瓦房的人家。 这的确是一户不错的人家，漂亮的堂屋里挂着毛主席像，家里除了收音机、缝纫机，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彭德怀很有兴趣地问着他家里的生产和收人情况，主人都一一作了回答。原来这是一户蔬菜专业户，由于三线建设的生活物资运输有困难，施工部队和工程队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使这些过去无法卖出去的东西，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经营也就越做越好，生活条件也就随着改变。公社干部告诉彭德怀一行，三线建设给邻近的小镇带来了活力，也改变了这里人家的生活。 从这户人家出来，汽车向着偏远的村子开去。 车停下来后，彭德怀坚持要顺着山路走，到前面一户茅屋里去看一看。 茅屋前一个青年壮汉穿着一件生羊皮背心，裤腿卷到膝盖上，刚从田里干活回来，满腿都是泥。 彭德怀走上前去，向那个人问道：“老乡，你好啊!” 老乡转过脸来，一见好几个人，中间还有公社的干部，忙说：“同志哥好。” 彭德怀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朝屋里走。 老乡见了，慌忙跑过来，一下子拦在大门前。 彭德怀说：“老乡，不欢迎我们到屋里看看呀?” 老乡说：“不……不是……” 这时，那个公社干部走过来说：“彭主任，老乡不允许我们进去，我们还是别进去吧。” 彭德怀对老乡笑道：“怎么，你家里有金银财宝?” 老乡苦笑着说：“哪里有那些东西，我是怕同志哥进去了不方便。” 彭德怀说：“没什么，我们进去看看就走。” 老乡只得将彭德怀一行让进屋子里。 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生气地对那个公社干部大声吼道：“升领导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领导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 屋檐很矮，彭德怀要低着头才能进去。到里面一看，黑咕隆咚，一时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儿，彭德怀才看清屋子里有一只土炕，上面有一条破被，几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上面，都用被子盖着自己的下半身。 彭德怀直朝炕上走去。 几个女人一见这个陌生男人要上炕，吓得连连后退。 老乡忙过来介绍：“这年纪大的是我的母亲，这中年妇女是我的婆娘，这个十三岁的女孩子是我的大女儿。” 彭德怀朝她们点着头，要上炕去与她们唠家常。 几个女人顿时吓得哇哇乱叫起来，用那条破被紧紧地裹着身子。 彭德怀不知道她们为何如此，还以为自己违反了当地风俗，就连连向主人道歉。 这时，特区陪同的同志走过来，将彭德怀拉到一边，让那个公社干部帮助“解释”。 公社干部看看屋子里的主人，将彭德怀拉到门外，轻声地说：“首长，那炕是不能上去的。” 彭德怀问道：“为什么?” 公社干部说：“那床上的女人都没有穿裤子。” 彭德怀不解地问：“她们为什么不穿裤子?” 公社干部说：“这是当地人的一种习惯。” 彭德怀问道：“你是不是当地人?” 公社干部答：“是。” 彭德怀又问：“你老婆是不是当地人?” 答：“是。” 彭德怀一下子火冒三丈，生气地对那个公社干部大声吼道：“刚才我们到你家里的时候，你老婆为什么要穿裤子!” 彭德怀立刻找老乡来问，原来这家人因为太穷，全家人只有一条破裤子，平时谁外出谁穿，今天他到地里干活穿了，几个女人就只好都缩在土炕上的破被子里。 彭德怀听后十分生气，对那个公社干部厉声地说：“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了，你却在镇上住大瓦房，你能住得安心，你尽把小镇四周好的人家让我看，这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吗?同志，不是我批评你，浮夸风、虚假风害死人呀！公社里还有这样穷苦的老百姓，你这个当领导的倒先富起来了，过上好日子了。这在国民党里当领导可以，但在共产党里当领导就不行！如果我们当领导的自己先富起来了，而不去管那些穷人，这就违背了我们当年革命的宗旨，人民就不会再拥护我们，我们自己就要垮台的!就是我们富足了，当领导之人也要注意节俭，节俭养性，奢侈丧德，这是封建皇帝朱元璋都明白的道理，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有的人还不明白。升领导发财，这是过去的国民党。当领导不发财，一心为人民谋利益，这才是共产党。否则就不是共产党，或者说是假共产党!” ——择自（《一九六五年后的彭德怀》沈国凡著）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我的人生感言：铁骨铮铮做男人 我的人生感言 ——铁骨铮铮做男人 铁色是一种最普通的颜色，它没有红色的光彩夺目；没有黄色的高贵典雅；没有白色的苍白无力；没有紫色的神秘另类…… 我就喜欢铁色。因为铁色就是我人生的本色。在所有的金属中，我不会像水银一样敏感善变，不像白银一样柔软易切。 铁色是一个最平常的色彩，一点都不艳丽，也没有夺目的光泽，但是社会需要。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一定有铁的存在和需要。铁轨是铁，桥梁是铁，铁链是铁；高楼拔地而起少不了铁，汽车的飞速奔驰少不了铁，人生中简直无处没有铁。 以前，许多战友都劝我写点东西，让后人去思考，让同行去思考。我在没事时，也想过以随笔形式来写，边叙事边发表感慨。我还想了个名字叫《回眸归途》。最近我又想到用《铁色人生》这个书名。 铁，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硬度。我有我的硬气。我来自湖南宜章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从小在我的记忆中，山的颜色是我最早的记忆，山的断裂处，就是铁色的。由于我童年的许多活动都在山边展开，一种耳濡目染的大山本色，就这样悄悄地进入了我儿时的记忆。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过，成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对童年大脑记忆的不由自主地展开和完善！ 视听决定观念，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我当领导几十年，一直就是以这种硬度立身的。可以肯定地说，我的骨头也是铁打的。我是一个从不信邪的人，我的不信邪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敢于说真话。 对于身边的同事或上级领导，只要是工作上有错误或失误，我都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我不是傻子。我当然知道，并不是每个上级都会像我批评过的那位领导那样有包容心的。正因为如此，我在担任纪检组长兼政治部主任时，被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副检察长也被“不听招呼”的问题打住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说明情况。当上级业务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时，单位还“盛情”地将我挽留，接着是莫须有的批评与指责。其实，敢于说真话，敢于指出上级的错误，有时牺牲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对此我心中是有数的。 我的人生感言 ——铁骨铮铮做男人 二是敢挑战官场寄生虫。 官场的寄生虫，就是那些只有寄生在国家机关这只铁饭碗内才能存活的人。这些人一旦离开他寄生的地方，就可能一筹莫展，甚至沉沦、没落。这种人要么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整天无所事事，还惹是生非；要么依附权势，巴结领导，狐假虎威，为所欲为。 记得我刚到检察院第一次参加科务会，就遇到一个典型的寄生虫。他到检察院近10年，没有办过一个像样的案子，但名堂搞尽。在会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黄，你在部队是首长，是老兵，到了这里，你就是新兵蛋子了。” 初来乍到，受到如此挑衅，我很愤怒但沉稳地说：“伙计，首长也好，老兵也行，新兵蛋子也可以，但我当着全科同志的面告诉你，你知道的那点东西，我三百年前就知道，我知道的东西，你永远都学不会！”他哑口无言了。在我担任领导之后，我也处置过一些这样的寄生虫。 三是挑战歪风邪气。 请客送礼，我从不干； 拉帮结派，我从不干； 行贿受贿，在我这里是不可能的； 买领导跑领导，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就是我，我决不搞歪门邪道。我这种硬度，一是从小就在山里养成的，二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教育铸成的，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正如铁，无论你放在什么地方，它依然是铁。不管你分割成多少块，它依然是铁。 我有时常想： 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动物；如果一个人不能主宰自己，那他就永远只能趴下当奴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历史不是卑鄙者们开拓的。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认为，当领导有时就得硬一点，领导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些人若是软骨头，那么，中华民族是没有救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强者之魂还是有的，如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如屈原、包拯、海瑞等，这样的硬骨头历史上每朝每代都不乏其人。这就是中国的民族魂、领导魂，正是他们倡导了正义，维护了正义；正是他们敢于大吼一声，勇敢地站出来，用牺牲自己的名利，甚至生命来维护正义。 我认为，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得靠硬骨头。有人说是制度问题、预防问题、加薪问题，等等。其实，一切制度，都是靠有灵魂的人来设计的。智力，如今谁都有，但一个人若没有硬骨头精神，没有灵魂，最终不会找到自我。 做领导的人大体有四种不同的个性： 第一种人是内刚外柔的领导。 这种领导一般都能上升到很高的位置，因为他们在这个柔性文化的国家里是十分有市场的，是游刃有余的。这种人由于外柔，他们能相时而变，能十分融洽地处理好与上下级的关系。就算有违自己的心愿和做人风格，也从不显山露水，能忍他人之不能忍，就算打脱牙，他也会和血吞下去；加上内刚，因此，他们有意志力，有目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必可登上高位。 第二种人是内刚外刚的领导。 这种人能做到高级领导的十分稀少。就算有，也是的确有非凡能力的人，如韩信、张飞、包拯、海瑞等人。这种人在工作上都必然有卓绝的能力，能独当一面，有绝对的群众威信，所以，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凭真刀真枪干到较高位置。 这类人刚正不阿，不崇拜权威，不向上搞关系，不拉帮结派，这类人更追求真理，更崇尚客观事实。在解决问题上，这类人可以不断地寻找最佳方法，但在原则问题上，这类人就是犟牛了，只要是有违原则的，不管是谁来说情，都不给面子。 我虽然不才，但也有点像这类性格的人，我这些年，工作从来不敢出个差错，而且群众威信还算可以，工作认真负责到位，主管什么总希望让领导放心。 第三种人是内柔外刚的领导。 这种人是纸老虎，没什么能力，自然也难以在官位上有所作为，最多只能充当马前卒，狐假虎威而已，不便多谈。 第四种人是内柔外柔的领导。 这种干部永远做不了正职，因为在决策时显得太软弱。因此，这种干部多为出主意的领导，多为助手级领导而已。 这四种领导，最有市场的是第一种，最费力不讨好的领导是第二种，最能显示权力的是第三种，最安全的领导是第四种。性格不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一个领导不同命运的因素。 当然，除了性格之外，还有智力因素等也是影响领导权力大小的关键因素。 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二十几年能平安渡过，没有翻船，一是因为我具备了一定的道德素养与政治素养，更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在各领导岗位上，毕竟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主掌权力，他们忠于党和人民，除一身正气，更具备当领导干部必备的修养，因此可以容下并任用我这样的人。我从不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不干对不起长沙人民的事。正因为我行得正，故在有关部门没有收到过我的一份违法乱纪的举报材料。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年走过来，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尽职尽责为国家，铁骨铮铮做男人。 性格如铁，人生如铁，我无怨无悔。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后记：挡住诱惑不容易 千年岳麓山，万年湘江水。 人生如过客，脚步太匆匆。 当年豪情今犹在，可惜轮回太快！ 现在，我已从长沙市副检察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如今倒好，闲来无事，常晚间散步于湘江之滨，迎着丝丝河风，看着平静湘水，偶尔回首如云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人生的确太匆匆。 我这一生，多数时间当领导，有愤青的激愤，有成熟的舒缓，有工作的繁忙，有精神的笃定，一路走来，堂堂正正，实实在在，清清白白，还真不容易。船临岸时，居然突遇难以琢磨的激流，不过总算平安到岸了。四十余年革命生涯，二十余年在部队，近二十年在检察院，各有不同，各有千秋。前面二十余年，我将之总结为“硬骨头与软骨头”，那么，在检察院当领导的这二十年，我也得梳理梳理。人生是需要不断总结的，现在，可以为我的领导生涯盖棺定论了。 古往今来，当领导者千人百面，千姿百态。千古流芳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名垂青史者有之，烟消云散者有之。 从历史上看，对于领导，大致有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来自官场，另一套来自民众。有那么一部分领导，官场认可，老百姓亦称道，这是真正的好领导，像范仲淹；有一部分领导，老百姓极力推崇，而官场却不容纳，如海瑞；还有一部分领导在官场和民间都存在争议，像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也有一些领导，在官场上被认为是好领导，在老百姓眼中却是十足的贪婪的领导、昏领导、庸领导。 当领导，不外乎有三种类型： 一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们“当领导一任造福一方”，在官位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焦裕禄、孔繁森……他们都是好领导，清白的领导，人民爱戴的领导。 后记 ——挡住诱惑不容易 二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荣耀、一种身价，自认为当了领导就“高人一等”、“黄袍加身”、“光宗耀祖”。他们在官位上也能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但多是为宣扬自己政绩的“形象工程”，这是一种庸领导。 三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权力，一种利益，真可谓“一朝权在手，便把金钱贪”、“当领导为自己，人民置脑后”。他们在官位上贪得无厌，醉生梦死，黑手四处伸，像成克杰、黄长青、李嘉廷、李大伦、郑筱萸……他们都是贪婪的领导，人民憎恶的领导。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都是死路一条。 其实，说到好领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当领导之道，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我又用哪几个字来品评我自己呢？ 细细想来，可用“问心无愧”来总结。 好一句“问心无愧”，果真如此吗？我想了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反思一下当领导的十几年风雨历程，高调不唱，我究竟对得起谁？ 首先，我对得起“检察官”这几个字。 检察，一检二察，生命是不能没有反思和监督的。人有太多的弱点，而且大多数人难以自控，因此，反思让人清醒，监督让人及时修正错误。这世上，只要是人做的事，就可能漏洞百出，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去预防和补救，这也是人类智慧的杰出表现。人的伟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不仅个人需要不断检察，而且组织同样也需要不断检察！ 作为一名检察官，忠于法律，就是忠诚于法律的精神，将公平与正义信仰化，并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自觉意识，尽心尽力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不敬仰法律精神的检察官，必然是不胡作非为，就无所作为。 绝对的权力，若不控制，只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不可能成为腐败分子，因为我不贪。不贪权，不贪色，不贪财，也不贪玩。几十年当领导，我没有索取过一个红包。受贿是我这个执法领导职位上容易发生的现象，十几年，我硬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我是知道职业风险的人，我不完全是出于我的人生境界有多高，我是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么多年都挺过了，再苦的日子也熬过了，又不至于没饭吃，我何必为了那几个铜钱而折腰呢！几十年来我都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刚直不阿，不媚上，不压下，不欺众。每当求职者、求情者将大大的红包送过来时，我都会严肃拒绝，而后对他会讲四句话： 你叫我以后怎么面对你； 你叫我以后如何做人； 你会把我黄常清看扁； 你会把职业看扁，一有机会，你也会行贿受贿。 当犯人的亲朋来送红包时，我更会谢绝，我总会以人格作担保——我向你保证司法的公正，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其次，我对得起犯人。 无论是我经手的案子，还是我主管的案子，对待犯人，我都会做到： 一是平等对待犯人，绝不对他们进行言行侮辱。我这个性的人，虽然难以总是保持和颜悦色，但在对犯人时，脸上的表情也会尽量和善些，我知道他们都是因为各种复杂的因素而犯罪的。另外，我在审犯人时，一般能给烟抽时，我会递支烟给他们，我还会为他们倒杯开水。一句话，在人格上，我绝对保证犯人的人格与我平等。我在任何时候，都十分注意保护罪犯的人格尊严。 二是尽可能从轻处理。我也是人，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私下里说，我总会尽可能减轻对犯人的惩治。因为我是站在正义和邪恶之间的人，我深知许多犯罪分子之所以走上歧途，社会有时是有责任的。我知道，真正的恶贯满盈的犯人，毕竟只是极少数，对这些人，我当然是决不手软，严惩不贷的。 三是维护罪犯的合法权益。惩治功能和保护功能，都是为了教育和挽救人。如今，惩治功能是做到了，而保护功能却比较欠缺。辩证地来看，对罪犯只有惩罚到位了，保护也到位了，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认罪伏法。罪犯之所以犯罪，就是因为藐视人类、藐视法律、藐视秩序，而我们作为司法人员，就应该充分表现法律的宽厚和尊重，让他们感觉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我对得起长沙人民。 我对待那些作恶多端的地方恶霸，是决不留情的。当我听到恶霸欺凌老百姓时，我会拍案而起，大声怒吼，朗朗乾坤，岂容犯罪猖獗。当我听到有人一手遮天，视法制为儿戏时，我会当场追问，严查到底，不管他是谁。当我听到不在职权管辖之内的纠纷时，我也会睡不着觉，总会想方设法为他们出主意。我甚至多次启用我的人际关系网，为不曾谋面的人求理求法。当我听到司法不公时，我也会坚决过问案情，哪怕案子已过了三五年，我必定会推倒重来，还当事人一个公正。我无论是否主管干部工作，在选拔负责干部和配备下级检察机关班子的工作中，都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将德才兼备的同志提拔到负责岗位上。有的已成为定局的人事问题，我也尽力改变，以有利于工作的开展。总而言之，当领导一方，我是对得起长沙人民的。 我忠于法律，履行职责，坚持法律至上。2000年，领导指定我兼管反贪局的工作，当时反贪局一位负责人向我汇报了他手中的某证券公司总经理的案件。该案历时半年多，但尚未获得认定其构成犯罪的证据。我审查完有关材料后，发现此案有严密的攻守同盟和串供的问题，难度较大。我认为，犯罪嫌疑人攻守同盟和串供是对法律的严重挑战，我虽然是临时兼管，但应当尽职尽责，争取能突破案件，使罪犯受到惩罚，以维护法律的尊严。通过调整侦查思路并采取异地羁押的措施，虽然没有隔断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却实现了获取其与外界联系的相关情况，随即决定对参与攻守同盟的6名涉嫌包庇的人采取强制措施。最终突破9个人的攻守同盟，法院在零口供的情况下，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 最后，我对得起我的单位。 这些年亲手带出了一大批青年检察官。由于我为人正直，坚决抵制红包，工作扎实，作风正派，这些一起工作的同事多少也有些感染，故在我们单位，依然是正气占绝对主流的。我相信这些年轻法官，是能真正为老百姓主持正义和公平的。 我执著敬业，对待工作，做到一丝不苟。检察机关业务部门的日常工作与法律监督工作息息相关。执著于自己认定的信念，尽心尽力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就必须一丝不苟地处理好日常遇到的每一件工作。 这些年来，我管理的下级单位几十个，许多歪风邪气都受到了严厉打击。我没有拿过单位一草一木，没有私吞过单位的任何财物。总之，我是没有给单位抺黑的人。 几十年来，我为我的职业，流下了许多汗水，但我是自愿的；我为我的岗位，付出了青春年华，但我是无悔的；我为我的事业，付出了我的一切，但我是欣慰的。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领导干部任职时间也是有限的，领导干部在领导岗位上，总要给身后留点什么。我认为，留下高尚的情操、留下好名声是最重要的。 因此，对领导干部“身后留什么”的问题，我有自己的认识，要为党的事业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人民留下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众人留下好名声，为子孙后代留下高尚的情操和美德。 在金钱面前，我们应当选择廉洁自律，勤俭为公，而不是选择损公肥私，假公济私。在诱惑面前，我们应当选择一身正气，不为所动，而不是选择为之俘获、为之屈服。我们应当选择奉献，而不是选择索取和交换。 也许，有的同志有这样的想法，不是所有的腐败分子都被抓到了，一些人有贪有腐但照样没事，而被抓到的腐败分子算是他们倒霉。这种侥幸想法的萌生，就可能是你灭顶之灾的开始。 “为什么，做什么，留什么”，其实是人生在世都应该唱好的三步曲，所以我们必须立足本职，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在自己有限的生涯里，为人民、为历史、也为子孙后代留下点闪光的东西，留下点让人怀念的东西。 我这个人信奉做人“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言语正，站得正，行得正。俗语云，“身正不怕影子斜”，“平时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有令难行”。这些都是我的信仰，一生从未变过，过去没变，现在没变，将来也一定不会变！ 私下里说，我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我的家人。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他们为我牵挂了一生，我母亲一生不知为我独自流过多少泪。在有生之年，他们二老居然没享受过儿子的一天清福。 我也对不起我的老婆。 她为我生儿育女，都是一个人乘公交车去医院生孩子的。当年我不在身边，她一个人又要上班还要抚养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她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到如今，落得个一身病痛，我却依然不能为她分担什么。再加上我这倔犟的个性，她要比别的女人多受许多窝囊气。对她来说，真是不公平，我欠她的真是太多太多。但愿有来生，我能做些补偿。不找借口，但愿在退下来的日子里，我们能一起多一点湘江之滨的散心。愿我们能相濡以沫，白头到老！ 斜阳照过岳麓山的山峰，照到波光粼粼的湘江水面。这里的晚景是如此的美好，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回首往事，历历点点。望身左涛涛湘江水，淘尽古今多少英雄；看身右亭亭岳麓山，隐现无数傲骨忠魂！ 滚滚长沙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黄常清 2007年12月于长沙 本文由书本网提供下载，更多好书请访问http://www.zaxsw.org/ 或书本网（www.bookben.cn） .com）